丢当是什么意思_丢官做布衣打一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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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怪出名

郑板桥的“怪”，颇有点济公活佛的味道，“怪”中总含几分真诚，几分幽默，几分酸辣。每当他看到贪官奸民被游街示众时，便画一幅梅兰竹石，挂在身上作为围屏，以此吸引观众，借以警世醒民。

2、颇有骂名

郑板桥无官一身轻，再回到扬州卖字画，身价已与前大不相同，求之者多，收入颇有可观。但他最厌恶那些附儒风雅的暴发户，就像扬州一些脑满肠肥的盐商之类，纵出高价，他也不加理会。

高兴时马上动笔，不高兴时，不允还要骂人。他这种怪脾气，自难为世俗所理解。有一次为朋友作画时，他特地题字以作坦率的自供：

“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之贱相也。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极是不可解处。然解人于此，但笑而听之。”

3、个人润例

郑板桥卖画，不像历来文人画家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既然已经迈进市场，索性大大方方的。他制定《板桥润格》，成为中国画家明码标价卖画的第一人。“大幅6两，中幅4两，小幅2两，条幅对联1两，扇子斗方5钱。

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作无益语言也。”还在最后附了一首诗：“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

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明明是俗不可耐的事，但出诸板桥，转觉其俗得分外可爱，正因他是出于率真。

4、好吃狗肉

板桥定润格，规定凡求其书画者，应先付定金，并作润例，颇为风趣。当时，许多豪门巨绅，厅堂点缀，常以得到板桥书画为荣。但板桥不慕名利，不畏权势，生平最不喜为那些官宦劣绅们作书画，这在他老人家的润格里是不便声明的。

有一次，一帮豪绅为得其书画，运用计谋，设下陷阱。他们了解到板桥爱吃狗肉，就在他偕友外出交游的必经之路上，借村民的茅舍，烹煮了一锅香喷喷的狗肉，待板桥经过时；主人“笑脸相迎，并以狗肉好酒相待。”

板桥不疑，开怀畅饮，连赞酒美肴不止。饭罢，主人端出文房四宝，言请大人留联以作纪念。板桥深觉今有口福，便立刻应诺，随即起身提笔，并询问主人大名，署款以酬雅意。

书毕，尽兴而归。后来，在一次宴席上，他偶然发现自己的书画作品挂在那里，方知自己受骗，十分后悔，自己嘴馋不已。

5、状元外交家

清同治七年戊辰科状元洪钧，是个外交上的传奇人物，又是知名学者，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与外国人打交道，他的私人生活又与当时名妓赛金花连在一起。所以其名气是和外交、洋人、才华、风流交织成一体的。洪钧曾任翰林院修撰，兵部侍郎。

光绪登基后，器重他的才学，晋升内阁学士。这期间其母病故，回家服丧，按例应当三年，但由于外交的急需，三月便返朝，受命为德、俄、奥、荷四国特命公使。在服丧时洪结识了红遍苏州的名妓赛金花，两人初会便情意绸缪，不久便结连理。

洪接到出使的密令后，便携新婚妻子赴任，洪精通德、俄文，才华出人，再加上高贵典雅的赛金花做点缀，那些外交界的老手几乎都为之惊叹、折服，尽管赛金花比洪小三十二岁，但二人感情很好，可是好景不长，在洪回国后的第三年，就一病不起，将年仅二十四岁的赛金花留在了人间。

百度百科-郑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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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读后感

此次通读《红楼》,共经一十三天,耗时四十而有余.然撰此文者,非为一"感"字,仅略表鄙人陋见是也.

可以说,《红楼》一书实际上是将笔墨集中在一代家族的兴衰,进而表现了整个清王朝的大体的兴衰史.纵观全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它的《金陵十二钗》,以及它的副册,又副册.这里面包含了几十位性情各异的女子,可以说,实际上整部书的构架,就是围绕着这些人物而设计的.

可以说,曹雪芹先生在人物塑造上是相当成功的——我之所以不提高先生,是由于整部书的人设几乎由曹雪芹先生一人完成.纵观全书,人物间性格或有相似之处,但绝无重复.拿两个性格同样泼辣的人物,王熙凤和探春来说,王熙凤在性格上更重视钱财,并时常有炫耀自己的心理,而探春则自有一番孤高的性格,与王熙凤相差甚远.文中其他的人物也是一样的道理,可以说,在一个活动背景如此狭窄(容,宁二府,大观园)的地方,要集中如此之多的人物,又要突出各自的性格特点,本身就是一件奇事.《红楼》一书的可读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优秀的人设有不可隔绝的联系.

《红楼》一书,在对待人物的处事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情痴情种类:代表人物贾宝玉,秦钟.

勤恳理家类:代表人物袭人,薛宝钗.

倚强好胜类:代表人物王熙凤.

下作无耻类:代表人物赵姨娘,王善保家的.

心小计大类:代表人物林黛玉,秦可卿.

麻木不仁类:代表人物香菱.

游手好闲类:代表人物贾芸,贾瑞.

软耳无能类:代表人物王夫人.

以下还有若干,皆因人数过少而不便提及.

从《红楼》一书的总线来看,故事是围绕着"宝,黛,钗"三人的悲情恋爱展开的.在这场横贯全书大约八十回的悲剧中,没有一个人是胜利者,他们都失去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自然,损失最惨重的是黛玉,她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全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由于他是在曹雪芹的反对封建思想的笔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人物,因此,他的行为举止,不免与别人有很大不同.他性格乖张,敢冒当时"大逆不道"的事情,又是个典型的情痴,而且非得在女人堆里才能表现出自己"绅士"的一面.为此,无数评论家们曾说他是个"天生的败家子","好色之徒"等等.但我们不应该否定了宝玉所带来的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例如,封建礼教讲究婚姻是"父母之约,媒灼之言",而在他所属的大观园中,偏偏的有个薛宝钗,又偏有一块金锁,讲究个"金玉良缘".但宝玉偏不信这一套,以至于在睡梦中都会喊出"什么是金玉良缘,我偏说他是木石姻缘"这样的话来.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尽管用在这里稍嫌牵强,但宝玉反感于功名利禄的一系列做法都反映了他与封建社会的对立,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对于书中的女主人公之一林黛玉来说,——为什么要用"之一",是由于在《金陵十二钗》中把他们两个人的事单合为一首诗,列所有诗词之首,她的命运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凄惨的了:幼年父母双亡(另一人是史湘云),体弱多病,期望中的爱情不能得到(这其中的典范是迎春),最终死在了封建礼仪制锆下(香菱也可以算一个,只不过她是精神的死亡),也算得上是一生命运坎坷不断了.除了心胸不够开阔和体弱多病以外,她的其他能力都可以在大观园中的所有女性中算得上是佼佼者了.事实上,黛玉的性格之表现,就是受到了宝玉的进步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宝玉青梅竹马的她,本希望能有一段圆满的爱情,但最终就是死在了这段爱情手里.同时,她的才气,她的灵性以及她未加掩饰的性格,也因此被一并埋葬了.

至于书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薛宝钗,她历来是人们争议的焦点所在.有人说,她从一开始所表现的那种端庄识大体,沉稳,宽容以及能取悦于长辈的能力等等,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那张写着"宝二奶奶"的宝座,而在此过程中,她还用了无数的阴谋.实际上,说出这种话来,真的是冤枉死薛宝钗了.她确实端庄,沉稳,但并不显得做作.她和黛玉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里.本来,她也有活泼的性格,这一点从她听见黛玉无意间提起《西厢记》中的文字后,笑道"你跪下,我要审你",而后又悄悄揭露自己实际也看过类似的书籍,以及她在螃蟹宴后与黛玉嬉闹的情景都可见一斑.事实上,宝钗是在封建势力的魔爪下一步一步走向现在这个样子的.至于说她"工于心计",这话用在王熙凤身上还可以,但宝钗本是为选秀女而上京,又在荣府中同众姐妹一并长大,哪里来的什么"心计"可言 难道说,这"心计"也是像贾宝玉的某事一样,是"密授"给她的不成 可以说,宝钗实际上背负了太多世人以不公正的眼光给她的压力.她有的是能够做事的头脑,而不是能害人的险恶用心.

说完了三位正牌主角,就不能再提一下有关的副主角.无论是从出场时间还是所起到的作用来看,袭人无疑都是首选.(其实可用的还有王熙凤等人,这是另说)作为此前贾母屋内的大丫鬟,袭人在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贾府规矩,服侍过旧主子的奴才,比少爷**的地位更高;后文中林之孝家的也提醒宝玉"不可坏了规矩"),可以说,袭人是全书中出场时间最长的人物,有一百一十回以上.而她在贾府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上则是协调好宝玉和长辈之间的关系,对下则要统领宝玉全屋的丫环,在日常生活中又时常扮演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袭人和宝玉之间的关系,在第六回和第一百二十回中皆有提及).因此,这也就注定了袭人一生的命运.总体说来,袭人是一位称职的管家,她有效的协调了宝玉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麝月似乎也可以,但那只限于内政而不是外交).如果没有袭人,我想整部书一定会逊色不少.

为百姓着想的忠臣有谁?

为官清正廉洁，办事公平公正

——提高警惕，把好廉正第一关

翻阅时下报刊，一些徇私枉法，疯狂敛财而沦为阶下囚的贪官污吏，在被审查期间往往不约而同地如此反思：本来是想做清官的，但经不住诱惑接受了第一次贿赂后，也就放松了警惕，一步步走向了堕落。

显然，那些受党教育多年，身居显赫高位去胆敢以身试法的贪官，断不是东窗事发后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可以轻飘飘搪塞过关的。然而究其蜕化变质的轨迹，倒也确是由那第一次的思想松懈起步的。很多私欲膨胀而毁于贪欲的“人民公仆”在铁窗内回首自我毁灭的过程时，常常因“一个不慎，满盘皆输”而泪涕横流，痛不欲生。这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宋代哲学家王廷相讲过这样一个寓言：轿夫穿着新鞋进城，始而小心翼翼，生怕弄脏新鞋，后来一分心踩进水塘，由此便高一脚低一脚地踩过去，再也无所顾忌了。轿夫行路有个警惕第一脚的问题，为官行政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有些领导干部上任伊始抱负尚存，口碑尚可，一旦下水湿了第一脚后，便“进臭久闻不知其臭”，甚至“破罐破摔”，在毁灭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此类教训举不胜举，是足以令每一个有职有权者惊醒的。

谨防“湿第一脚”，除了各级干部从严自律，洁身自好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建立健全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惟有如此，方能真正震慑那些心存邪念和侥幸的意志薄弱者，使其“有此贼心，无此贼胆”；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绝大多数执掌权力者清正廉洁，“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而公平公正跟廉洁是有连带关系的。公平是大家都明白的，无非是指办事无私心，处理事件不偏心，以规章制度为准则，坚决按照规章制度的要求办事，不徇私舞弊，即所谓的“公道自在人心”；但是一个人必须要有廉洁，才会公平；反过来说，如果心存贪污，那什么公平都没有了。

例如一个做官的人，如果能够做到廉洁不贪污，当然他处事就能够公平；要是换一个贪污的人，所谓“有钱得生，无钱得死”，那里会公平？说到贪污，其实并不是只有“吃钱”叫贪污，凭自己的感情用事，也是贪污；比方说：我有权力，对于跟我有感情我喜欢的人，我可以利用我的权力，随便给他好处；要是跟我没有感情或者我所讨厌的人，我就对他刻薄，吹毛求疵，应该给的也不给他；这虽然不是金钱的贪污，却是感情的贪污。一个廉洁的官员，必须摒除内外的污点，才能做到清清白白，公公正正。

无欲则刚，只有廉洁才能秉公办事，秉公办事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廉洁奉公最主要的收益就是赢得民心。民心不可违，百姓不可欺，不如此，何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官之道在于廉洁奉公。“公生明，廉生威”是为殷鉴。对于做官的人而言，廉洁奉公是为官之道中极其重要的谋略。

率先垂范守清廉 廉洁奉公显本色

中共甘州区委副书记 王洁岚

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这是对领导干部“讴颂清廉、鞭笞腐败”的基本要求。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成份、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日趋多样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做出表率，筑牢做人之基、用好为民之权、夯实堵风之墙、端正执政之风、常怀自律之心。

筑牢做人之基，做以德养廉的表率。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是为政之本，做人之基。党员领导干部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人，必须先要堂堂正正做人。要认识到做人一世，做官一时。虽然好人不见得就是好官，但好官必须先是好人。有德无才会贻误事业，但有才无德却会毁掉事业。领导干部要讲道德、讲良心，以德感人，以德树威。要时刻分清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这些基本观念、原则，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培养优秀品质。要赋予“仁、义、礼、智、信”新的内涵，去其糟粕，扬其精华，把精华定位在“为民、务实、清廉”上。要讲“仁”和“义”，在自尊、自爱的基础上，常去爱别人、宽容人，以德施政，以海纳百川，有容则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胸怀，对人、对物、对己，赢得民众。要讲“礼”和“信”，接人待物以礼为先，以理为基，有礼有节，不唯利是图，不以利定取舍。要诚信，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言而有信，信而有行，行而有果，不两面三刀，阳逢阴违。要讲“智”，充分发挥自身感召力，树立群众意识、团队意识，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把群众发展的心思、力量聚集起来，把促进发展的措施落实下去，形成众志成城，凝心聚力谋发展、快发展的局面。在讲道德、讲官德上明确做人、做官的方向，奠定廉政的基础。

用好为民之权，做以身践廉的表率。权为民予，刃有双面。正确使用，可以谋利于民，谋富于国；反之，不但会害人害己，还会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领导干部应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责任意识，牢树位人微心系民富足，权重不移公仆心的奉献意识，把掌权为民，权为民用，利为民谋作为用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好权、服好务、办好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各项工作的“第一信号”。不要把追求政绩的出发点放在往自己脸上“贴金”，给自己树碑，捞取政治资本，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搞造势一时的“政绩工程”，不搞不顾条件、不顾实际的“数字政绩”，这样的“政绩”越多，扰民越甚，害民越深。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认识到权力就是责任，责任比泰山更有重量，把“做官”作为更好地“做事”的途径，用官位来推动事业、实现理想。时刻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官”“做事”时刻情系群众，处处为民谋利，不把权力异化，不作为当爷、高高在上的资本，在权力行使过程中，要始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真正把权力用到关键处，用在为民谋利上，不用权力打造镣铐。

夯实堵风之墙，做以防守廉的表率。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由于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了一些国家的公共权力，在权力行使中更多地参与调整干部、招商引资、深化改革、项目建设等涉及人、涉及钱的工作，就会有一些为己之利、心术不正之徒，一些为己谋利的“亲朋好友”，千方百计接近你、靠近你，搞“感情投资”，以想方设法投机取巧，谋取暴利，就会通过你的职权和官位影响办一些损公肥私的事情。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时刻防止被诱惑、被同化，做到“见钱不贪婪”，耐得住清贫；见色不迷茫，守得住正气；讲义气要三思，把得住原则。要把好家庭关，教育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打自己的旗号办事、收礼，不干涉工作的决策，时刻保持良好的家风。要守好交友关，牢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训，认清拍马屁的人，目的是为了骑马，拍你的屁股，就是为了“骑”你的用意，不该交的人不交，不该近的人不近，不该听的阿谀奉承不听，守住清廉防线。要坚决反对夸夸其谈、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玩花样、出虚招，坚决克服官本位思想，强化服务意识，多一点实干精神，少一点形式主义，集中精力抓大事、谋大事、做实事，以扎实有效的工作取信于民。要认识到你的强大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你站在了权力这个屋顶，在屋顶站的稳，就要保证支柱不被虫蛀，从而时刻给自己常敲警示钟、常打预防针，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始终保持清廉形象。

端正执政之风，做以身倡廉的表率。人因寡欲常颜好，官因清廉梦亦闲。清风才能正行，做到反腐倡廉，就要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要敢于唱廉政、颂廉政，勇于同不廉政的行为作斗争，扛起反腐倡廉的大旗。要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牢记成由谦逊败由奢，耐得住清贫，要认识到高消费、大支出，势必引发贪公肥私，损人利己，不攀比“大腕”，不效仿“大款”，不利用公款挥霍，讲排场、比阔气，不追求灯红酒绿、腐朽糜烂的生活。要以俭为本，以俭防奢，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品德。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要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不摆花架子，不沽名钓誉，弄虚作假，要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觉悟，多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干群众所想所盼，树立以身倡廉的良好形象。

常怀自律之心，坚持以慎促廉。物必自腐，而虫后生。抵御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必须筑起廉洁自律的防线。要常常自尊以慎独，处处自省以慎权，时时自警以慎微，刻刻自励以慎欲。要把管住自己，严守清廉作为一种情操，一种境界，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追求，作为基本操守，把组织监督、群众监督作为一种爱护、一种信任，虚心接受，以促进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喝的不喝，让肠胃始终清廉；要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要的不要，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玩的不玩，不用公款旅游，不深陷泥潭，以清风书廉曲，使自己成为一名素养高、能力强、作风硬、群众公认的好干部

以君君臣臣为题写作文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参考资料：

还有子罕，公仪休，刘宠，杨震等。

“不贪为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以不贪为可贵、崇高，也表示廉洁奉公。

这个成语来源于《左传.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宋国有人得了块玉，拿去献给当权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给做玉器的师傅看过，说是件宝物，才敢贡献的。”子罕道：“你的宝物是这块玉，我的宝物是‘不贪’；我若是收下你这块玉，你和我的宝物岂不都丧失了吗？还不如各人留着各自的宝物好啊！”

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于是在本城找个地方让其住下，介绍加工买卖玉石的商行帮他把玉琢磨好，卖了个好价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家做老板去了。

念楼曰 鲁襄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五七年，距今已二千五百五十八年。那时的大官对来行贿者的态度，比今之成克杰、胡长清辈为何如？亚里士多德云：“德性生于天成，成于习惯。”若不相信人性越来越坏的说法，那么社会习惯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风气”，影响可就太大了。

《左传·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公仪休

常常见人在文章中感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觉悟怎么还没有某某古人高呢？我对这种感叹向来就不以为然，所谓“觉悟”，指的是一个人由模糊而认清，由迷惑而明白，都是就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事而言的。相对于某件具体的事情的认识，今人并不一定就比古人高明。不信，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这个公仪休在饮食方面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鱼。一日，就有人投其所好给他献上了一条鱼。按咱们今人的“理解”，一个堂堂相国，收人一条鱼算什么，让人直接拎到厨房去得了。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坚决不受。他的弟子们都劝他，你老人家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如今人家送上门来了你怎么反而不要呢？公仪休解释说:“我正是因为喜欢吃鱼，才坚决不接受这条鱼的。你们想，如果我今日收下了这条鱼而导致有朝一日丢了相位，虽然我喜欢吃鱼，却再也不能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如果我不收这条鱼，保住自己的相位，就能够长久地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

就公仪休拒鱼这件事来说，这公仪休相国的“觉悟”还真比今天的有些“人民公仆”高。(换成今天的某些领导，你那条大鱼就是用纯金打造的他也敢收！)公仪休的“觉悟”之高，首先高在他的明智上。

“鱼我所欲也，相位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相位也。”公仪休在拒鱼时念没念叨这段话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公相国终究为自己的前程果断克制了爱鱼之念，他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明智的。无论今人古人，总有许多人一旦利益障目，就变得是非不明鼠目寸光，被眼前利益牵着鼻子走，以致做了眼前利益的牺牲品。而公仪休始终没忘记凡事要权衡利弊得失，懂得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道理。公仪休面对眼前利益的清醒和明智，和今日官场那些一朝大权在握，便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谋私，迫不及待大捞特捞，最终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短视之徒相比，是不是要胜出多多？

公仪休的“觉悟”更体现在他老人家对法制对规则的敬畏上。实事求是地说，公仪休并不是不爱人家送上门来的这条鱼，他之所以没有收下这条送上门来的不义之鱼，是因为他不愿意冒丢官弃职的风险；也就是说，作为相国的他还有所畏惧。收下一条鱼，也许还不至于被免官去爵，公仪休却把它看作是对法制和规则的破坏。有了这样的开头，以后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正是对法制和规则的敬畏，促使公仪休行事谨慎，利益当头时能三思而行，自觉用法制和规则来约束自己。“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公仪休于此论大概是深有体会的。“欺公”的人也许能得逞于一时，却往往难有善终。“惧法”的人也许会有诸多的牵绊，却能生活得坦坦荡荡，不必时时惧怕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种种诱惑，最终顺利绕过人生路上诸多私欲的陷阱。

今人说的“觉悟”，常常与“阶级”结合起来，被想当然地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仿佛一说“觉悟”，就上升到了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度。如此一来，当然就以为今人的“觉悟”要比古人高了。其实，在共产主义道德还只是一种美好追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应回到“觉悟”的本义上。做到不被眼前利益蒙蔽心灵、敬畏法律和规则是最高的“觉悟”。

刘宠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青年时期，刘宠因“明经”被举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政绩有声。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首县，今浙江绍兴)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百文钱赠他。刘宠不肯接受，只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以作纪念，后人便称他为“一钱太守”。清代监察御史杨维乔在诗中写道：“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刘宠入京后，历任宗正大鸿胪、司空、司徒太尉等职。一次他出京到外地，路经亭舍，想进去休息片刻，管亭舍的官吏拒而不纳，说：“我们这里特意整顿洒扫一番，专门等待刘宠大人的到来，你有什么资格来住呢!”刘宠听了，一言不发，悄然离去。时人称颂他是一位忠厚长者。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刘宠被免职，返回乡里。后卒于家中，葬牟平莒岛(现养马岛)。其一生清廉俭朴，在《后汉书·循吏传》中被奉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宋克智在诗中写道：“冷落东牟汉室亲，坚持清节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吾乡第一人。”

无私无畏的杨震

提起东汉人杨震，不少人感到陌生，有些人只是对他的却金“四知”熟悉。这个史料，在反腐败的文章里是经常被引用的。

还是从这个史料入手，来认识杨震吧。杨震在出仕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径昌邑。县令王密本是荆州的茂才，曾得到杨震的推荐。这天已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金10斤相赠。杨震毅然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还是推却不受，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只好羞愧地出门而去。

杨震是宏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曾执教讲学20余年，年50始出仕，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他是大器晚成，虽50岁才当官，但官运亨通。按说，这么大的年纪才当上官，是很不容易的，用今天某些贪官的话讲，有权不用就会过期作废。但他却为政清廉，无私无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直至被诬自杀。

在廉洁方面，却金说“四知”，只是杨震不接受私人馈赠的一个例子。是不是他的薪水很高?非也。杨震的生活并不富裕，他的家人，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皆以步代车。亲朋故旧诚意劝他，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当官之际开办私人产业，从中牟取利润。但是，杨震始终没有同意。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意思是不给子孙购置产业，而是留下了清白廉正的名声，不也是十分丰厚的遗产吗！

无私方能无畏。尽管杨震谓位列三公，但他从不阿谀权贵，也不愿慷公家之慨去讨好他人，而是正色当朝，纠偏纠妄。汉安帝的奶母王圣，仗着抚养安帝有功，不但自己为非作歹，而且怂恿女儿佰荣在宫里恣意骄*，行贿受贿。杨震为此上疏安帝，要求“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佰荣，莫使往来”。但是，由于安帝的屁护，王圣阿母和女儿佰荣更是肆无忌弹。佰荣又与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瓌私通。刘瓌娶佰荣为妻以后，也因而得以袭刘护之职而擢位侍中。对此，杨震义愤填膺，再次上疏诤谏，指出刘瓌拜官封侯“不合经义”，要求将侍中之位传袭给刘护的同母弟刘威。但安帝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在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的煽动下，为王圣阿母大修第宅。

延光三年，樊丰等人趁安帝东巡泰山的机会，伪诏争相修建住宅。不久，樊丰等人听说杨震在调查此事，害怕真情泄漏，便共同造谣中伤杨震，又奏请安帝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将他遗返原籍。当杨震行之城西几阳亭时，慷慨地对子侄和随从们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家次，勿设祭祠。”说罢，饮鸩酒而死，年70有余。可以说，杨震的自杀，不是自身有罪的畏罪自杀，也不是走投无路的无奈自杀，而是以自己的死来抗争社会的不公。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顺帝时，杨震得到平反。朝廷为嘉奖他的忠贞，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今陕西潼关关西大道北），并立于石上，其碑至今犹存。杨震虽然已死了1876年了，但他和他的却金“四知”，仍被世人所传颂

李离是一个怎样的人

1. 以忠孝为题500字作文

这屹立在东方五千年的泱泱华夏，在上古时代就有了忠孝之说。

在那个禅让制的时代，唐尧选择了虞舜做他的接班人，虞舜不仅日夜照顾他双目失明的老父亲，对待三番五次想要害他的弟弟和继母也极其和善。当娥皇和女英嫁入他家，他亦要求妻子孝敬公婆，并不因为身份高贵而迁就她们。

当唐尧命其掌管行政事务，他十分注意选拔人才。后来成了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君主。

可见，在那时的中国，人们就将“孝”作为“忠”的前提，正所谓是：“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将对父母的孝顺之情同时给予一个国家，一位君主时，孝，便是忠；而当一个人为百姓祈福，为苍生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便又最大限度的做到了忠。

当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难道其父母还要受穷苦不成？故这便又是孝。就是这样，“忠孝”一词就被流传下来。

有人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其实，当忠孝一词流传开来的时候，我们就已说不清什么是纯粹的“忠”，纯粹的“孝”。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便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大同”的社会，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此说来“孝”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父母，而是要对全天下的父母。

这时，“孝”便成了一种责任，全天下都尊敬老人的责任。唯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

所以，“孝敬老人”便成了人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条道德准则。 古往今来，中国的统治者都注重以孝治国。

故忠孝之人往往被委以重用，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原本就受人尊敬的忠孝之人，若能再为国为民做一番大事，那便赢得了生前身后名，成为万世歌颂之英雄。 如今，“孝”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人所称颂的爱。

2007年，全国共选出了11位“孝老爱亲模范人物”，当读完他们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我感谢所有做到至忠至孝的人，是他们用忠孝，诠释着生活的真谛，是他们用忠孝告诉我世上有着这种超越平凡的勇气。 无论天荒地老，无论沧海桑田，是忠孝之人的赤子之心，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血脉相随的道义，而我们也会将它这样传承下去，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2. 求一篇论述古代君臣关系的文章

首先声明 不是本人写的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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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自从有了皇帝和大臣，就有了君臣关系。和其他关系比起来，君臣关系似乎是最难处理、最难把握尺度的一种关系。处理好了，平步青云，鸡犬升天；处理不好，丢官弃爵，甚至连小命儿都不保。君臣关系的复杂可见一斑。

作为大臣，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其次才是如何为民办实事，如何帮助老百姓致富奔小康。原因很简单，只有你处理好了君臣关系，你才能继续掌握和控制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而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基本前提。丢了官，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遑论帮助百姓奔小康？

作为皇帝，处理君臣关系的压力似乎小一些。因为皇帝对大臣，本身就是上级对下级，皇帝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足够让很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了。皇帝更多的是布置任务、下达命令，根据大臣完成任务的效率和质量来论功行赏。

但是，皇帝同样也不能忽视君臣关系。因为君臣关系有的时候会戏剧性地发生转换。今天还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明天很可能就变为别人的阶下囚了。历史上皇帝被贬为庶民、沦为阶下囚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很多中类型，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

君强臣弱型：此种君臣关系最常见，也最容易得到大家的理解。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为君臣关系定下了“君君臣臣”的基调，也就是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为臣纲，大臣要听君主的。但偏偏有大臣不信邪，甚至连布衣陈胜、吴广也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五代一个节度使也嚷嚷道：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而。

君弱臣强型：此种君臣关系在王朝末期也很容易看到，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虽在名义上贵为天子，但在实际上甚至连诸侯国的宰相都不如。在三国时期，曹操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此时的皇帝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唐末，唐朝皇帝则完全沦为节度使朱温的玩物，真是可悲。

君强臣弱时，大臣处于弱势地位，言谈举止必要要小心谨慎，行事自然要战战兢兢。所谓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皇帝是虎，大臣自然要低一等了，于是大臣就经常自称“犬马”，表示愿效犬马之劳，主子要出门，大臣可以当马来骑；主子要休息，大臣就是看门狗；主子要打猎，大臣就是猎狗，主子打完猎了，大臣就有可能被烹。甚至主子犯错了，大臣也可以来当替罪羊。

君弱臣强时，大臣似乎处于强势地位，但强势地位的大臣一不留神就成了君主，如赵匡胤，本来是后周的一员大将，看到自己的主子孤儿寡母比较好对付，就干脆把主子的皇袍扒了下来，自己披上。后来又通过“杯酒释兵权”，很快就像变戏法儿一样将“君弱臣强”变成了“君强臣弱”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是这种类型的人。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建立新王朝，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当当地坐到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伦理捡起来，这可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3. 急求一篇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评价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自《论语?颜渊》。

齐国国君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怎样管理国家，孔子就告诉他，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的意思，被西汉的儒学家董仲舒先生上纲上线地歪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于是这句话就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臣子要绝对服从君王，儿子要绝对服从老子，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所以，阿Q才把“儿子打老子”当成骂人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成了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学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罪状之一。

其实，孔子的原义完全不是这样，这是董仲舒以及后世儒学家朱熹等歪曲理解的结果。后人不批判董仲舒朱熹他们，却大骂孔子，你说他老人家冤不冤！ 那么，孔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你作为国君，要象个国家***的样子，尽职尽则、以身作则，这样，做臣下的就自然会忠于职守，做好工作。

这叫做“其身正，不令则行”（孔子语）。做父亲的要象做父亲的样子，尽到自己敬老爱幼的责任，为儿子做出榜样，那么，做儿子的就会尽到自己做儿子的责任，做个好儿子。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上级领导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否则，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这就是孔子说的“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样理解，要说老白比朱熹他们高明，那借我十二个胆子也不敢。

这意思孔子在《论语》里、孟子在《孟子》里，已解释得很清楚了。孔子这句话，绝对不是国君要臣子怎么样就怎么样，老子叫儿子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意思。

《论语》里有孔子和鲁国国君鲁定公的一段对话。鲁定公请教孔子：什么样的君臣关系才和谐？孔子回答说：“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在这里，君臣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而且是把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君的行为作为前提的。只有当国君的尊重臣下，依法办事（孔子时代礼就基本等于法），部下才会忠心耿耿，尽职尽责。

而孟子则说得更直接。据《孟子?离娄下》记载，齐宣王也向孟子请教如何处理君臣关系。

孟子就对他说：当国君的如果把你的臣子当成自己的亲人手足一样的对待，那么，臣下就会把国君当成心肝来维护；如果国君把臣下当成供自己驱使的马和狗，那么，臣子就会把国君当成陌生人对待；如果国君把臣子不当人看，那么，臣子就会把国君当成强盗和仇人对待（原话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还记载了孟子和齐宣王的另一次对话。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古代的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了他们的君王，商汤还把夏桀流放了，而周武王竟然把商纣杀了！这是真的吗？孟子说：根据史料记载，确实有那么回事。齐宣王又问：当臣子的难道能够做杀死君王、篡位夺权的事吗？孟子说：那些不仁不义的腐败分子，他们根本就不配当国君，他们只是独夫民贼。

我只听说周武王杀了独夫民贼商纣，没听说他杀君王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 孔子的弟子阳虎说得比孟子更直接、更具有造反精神。

他说：如果君王是个好领导，我就就忠心耿耿的帮助他；如果是个腐败分子，那我不惜背上“奸臣”的骂名，也要坚决把他干掉（“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韩非?外储说左下》）！ 孔子本人在修编《周易》时，就把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暴君夏桀、商纣的行为定性为“革命”。不仅没说他们犯上作乱、篡位夺权，反而高度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说他们的做法上合天意，下顺民心。

可以说，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绝对没有臣子绝对服从国君，儿子绝对服从父亲的意思。对领导者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是董仲舒、朱熹等后代儒学家歪曲篡改的结果。

而这种篡改歪曲正好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后世儒学才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孔子等人的先秦儒家思想，不仅有浓厚的民本理念，还有丰富的民主思想。

而这种民本理念和民主思想，恰恰是所有的专制政权所害怕的，于是就硬把这种篡改了解释强加在孔子他们的头上。假如孔老夫子在天有灵，不知道他老人家有何感想？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我们现在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

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说，需要“君君臣臣”；从家庭和睦的角度来说，需要“父父子子”。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员，不仅是社会道德的倡导者，更是社会道德的践行者。

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风气好坏，与主要***自身的表率作用有直接关系。***在拉帮结伙，搞小团体，你想让下面的群众加强团结，聚精会神搞发展，那时绝不可能的；领导者在台上旗帜鲜明反腐败，在台下却汗流浃背收贿赂，还想让你的地区或部门风清气正，那也只是痴人说梦。

我们现在经常感叹“诚信缺失、道德沦丧”，这和一些腐败官员的不诚信、不道德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因此，社会和谐需要“君君臣臣”。对一个家庭来说，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他们对孩子的榜样作用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

如果做父亲的整天吃喝嫖赌，要想教育好子女也是不可能的。

4.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在的文章的全部解释

颜渊第十二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仲弓问「仁」。

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司马牛问「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曰：「斯言也□，其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司马牛问「君子」。

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张问「明」。

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U+979F，犹犬羊之U+979F。」哀公问於有若曰：「年□，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子张问「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以异。）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子曰：「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李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李康子患盗，问於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李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樊迟从游於舞雩之下。

曰：「敢问崇德、□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於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於众，举U+81EF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注释、翻译1201原文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注释复：实现。译文颜渊问仁。

孔子说：“用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拼搏精神，主持正义、捍卫道德、维护和平，这就是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普天下的人都会崇敬你、追随你、向你学习。

为崇高理想而奋斗要靠的是自己，难道还能靠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其详？”孔子说：“违反礼法的事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颜渊说：“我虽不才，愿照此办理。”

5281202原文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注释译文仲弓问仁。

孔子说：“出门时要象会见贵宾一样庄重，建工程时要象举行盛大祭典一样严肃。自己不愿做的，不要强加于人。

同事中相处融洽，亲属中和睦友爱。”仲弓说：“我虽不才，愿照此办理。”

5221203原文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曰：“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注释訒（认）：难。译文司马牛问仁。

孔子说：“仁者言谈谨慎。”说：“言谈谨慎，就能叫做仁吗？”孔子说：“做起来很难，言谈能不谨慎吗？”5201204原文司马牛问君子。

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

5. 以风流人物为话题,自选角度写作文

风流人物故事——男人孟轲（刘江滨）

两千年前，太史公司马迁读《孟子》，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遂废书而叹。老先生所叹者，是以为利乃乱之始也。两千年后，我读《孟子》，也不禁废书而叹。我所叹者，是前贤亚圣孟子身上的那股咄咄逼人的英武之气和沛然淋漓的阳刚之气。人说：大哉孔子！我则想说：英哉孟子！天地间一伟丈夫，真男人也。

读《论语》与读《孟子》，感受迥然有别。前者循循善诱，吉光片羽，如雨露之养，时风之化，是典型的温柔敦厚的儒雅风范；而后者口若悬河，滔滔汩汩，其势不可当，“其锋不可犯”（苏洵），雄辩无碍，一泻千里。孔子更多的时候是教育自己的三千弟子，故心平气和，大言炎炎，诲人不倦，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至圣先师”、蔼然仁者。孟子更多的是向不可一世的君王陈说自己的为政之道，故尔常常踔厉风发、意态亢昂，有时甚至带有火气，言辞犀利，显露出十足的刚直不阿、磊落恢弘的大思想家的个性，有一种睥睨王者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度。尽管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为争霸天下，莫不纷纷采取功利主义的攻伐之术，以为孟子的“仁政”治国方略“迂远而阔于事情”，也即见效太慢而不肯采纳，但在孟子义正辞严的强大思想攻势下，不能不一时心悦诚服。而孟子并不为了让君王接受自己的政见而屈尊阿附，他无意于取媚讨欢，弄个一官半职干干。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奴颜，反而常常直刺君王的痛处，陷这些愚不可及的家伙们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每读书至这样的段落，便情不自禁再三嗟叹：孟子孟子，何其智勇！孔老夫子曾批评他的学生子路过于勇，而他的嫡传弟子孟轲，其勇较之于子路则更胜一筹。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不讲勇，但是，勇，实在该是男人的本色啊！

不知怎么回事，一提起文人书生，就是一副文弱、寒酸、迂阔的窝囊相，让人“不足观”，不大瞧得起。然而，在文人老祖宗孟子身上能寻出半点窝囊的影子吗？他若知道后世文人把自身形象糟蹋成那种样子，肯定会怒发冲冠，大骂子孙不肖的。孟子实在是为后辈文人树立了刚直英武的楷模。男人的形象不只让剑客游侠武装专美，文人亦男人也。《孟子》中记载，一次，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正好派人对孟子说：“寡人本应去拜访你，但不巧感冒了，怕风吹，如果你能来朝，我可以接见你。”孟子一听这话，反而不想去了，于是回答说：“刚好我也病了，不能上朝见王。”第二天，孟子却到东郭大夫家吊丧。公孙丑说：“你昨天托辞有病，今天却去吊丧，这样不太好吧？”孟子理直气壮地说：“昨天病了，可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以臣子的身份公然与君王较劲，没有一身的正气、骨气、胆气是不行的。孟子曾引一位勇士的话说道：“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都是男人，谁怕谁呀！又有一次，孟子离开齐国，在昼邑歇宿。一个人想替齐王挽留孟子，便大模大样端坐着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趴在几上装睡，那人很不高兴，孟子就坦率地教训他：对一个年长的老头子应该懂得礼数！在孟子看来，一些峨冠博带的君王，只不过是贪财、好色的草包，或者是率兽食人的独夫民贼，哪里值得老百姓仰望尊敬？！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英雄气概，溢于言表。孔子制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礼数，孟子并未昏愚地全盘接受，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他遗世独立，傲岸宏达，凛然不可侵犯，完全不把一些平庸的君王放在眼里。

相对于孔子的“君子”学说，孟子给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增添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概念：大丈夫。“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丈夫者，男子汉也；大者，巍巍乎崇高也，“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一怒而天下惧并非真正的大丈夫，蛮勇斗狠、奸诈残忍、蝇营狗苟、见利忘义之徒更难望大丈夫项背。真正的大丈夫是光明磊落的人，是意志坚定的人，是富有仁德的人，是胸怀宽广的人。大丈夫人格的获得，孟子有一秘诀：善养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他说这种“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是一种崇高刚强的正气，一种不可势压利诱的骨气，一种超迈雄放的豪气，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一种宏毅坚定的志气。孟子这一特点，是他的精神导师孔子所不及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孟子有些英气。”近人林语堂说：“我们读孟子，可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尝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苦心孤诣的教诲，一直使得后代文人们进退有据。不管身在魏阙，还是远处江湖，都不应失去了做人的立身根本，培养浩然正气。孟子身上那种有棱角、有个性的哲人风采、英俊气度、男人本色，成为一条汲之不尽的文化源泉，更行更远还生。

文言文中布的

李离何许人？汉代有个学者叫韩婴，对《诗经》作过解释，叫做《韩诗外传》。其中就记了一件有关李离的史事：李离是春秋时期晋文侯时候掌管刑狱的官员（大理），在断案时，因错听人言，误杀了无辜。错案发生后，李离“自拘于廷，请死于君”。晋文侯知道李离正直，是个好官，有意保护他，发展到最后竟让他休得多言，赶快离去。李离高呼，“臣不能以虚自妄”，竟当场拔剑自刎。

注释

⑤理：法官。⑥过听：听察案情有过失而错命。 ⑦当：判罪。 ⑧居官为长：担任的官职是长官。长：首长。⑨傅：附着，此指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 ⑩失刑则刑：错定刑罚就自己受刑。（11）失死则死：错判死罪就自己以死偿命。（12）听微决疑：听察细微的隐情事理，决断疑难的案件。（13）伏剑：用剑自杀。伏：受到惩罪的意思。

译文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察案情有误而枉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贱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命，却要把罪责推诿（wěi，伟）于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历史故事

他听察案情有误而枉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命，却要把罪责推诿给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人物评价

李离为何伏剑？　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晋文公时代的最高司法长官李离，一次根据下属向他汇报的案情，将人错判了死刑，便自己把自己拘押起来，准备抵当死罪。晋文公说:“官阶有高低，处罚也有轻重，这案子是下面人弄错了，并不是你的罪责啊！”李离说:“我的官职很大，从没有让给下属一点权；享受很多奉禄，却没有赏给下属一点利益，现在错判案件而杀了人，却把罪责推卸给下属，这可没有听说过。”说完，他不顾晋文公的劝阻，伏剑自杀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离伏剑”。李离

这个李离确实可敬可佩，可能在有些人看来，他还有点“冒傻气”，但实际上他必须这么做。古代法官断案，就是讲“责任制”和“追究制”的——统治阶级为使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得以实施，对惩治司法官吏断案中的“枉、纵”行为均有明确规定，李离任职的晋国，就明文规定法官错判者，如同对待诬告者一样，实行“反坐”原则。李离“伏剑而死”，其实正是对自己的误听错判主动承担责任，履行了“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法律规定。诚然，像李离这样豁出脑袋维护法律尊严者，在古代不过是凤毛麟角。他严于责己、勇于负责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足以传颂千古，启迪后世。　勇于承担责任，是为官者必备的素质，是领导者应有的道德规范。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负其责。”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责任。领导有权也有责，权和责是对等的。既然当了领导就应敢于负责，一丝不苟。工作没有做好，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工作出了问题，勇于承担责任，接受应有的处理。即使过错和失误是下属所犯，领导者也要勇于承担自身的领导责任，不能“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某个地方出了大的事故，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当然是必要的。但作为当地领导却难辞其咎，应主动承担工作失职、领导不力的责任，或者向人民群众公开道歉，或引咎辞职。这是领导者的本分，也是领导者应有的觉悟。　毫无疑问，在我们干部队伍中，大多数人是勇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的。但也确有少数干部没有敢于负责的精神，他们不把自己的责任放在心上，只要待遇，不挑担子，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躲着走，能推则推，能拖就拖，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如果工作有了成绩，便使劲往自己脸上贴金，左一个自己“英明决策”，右一个自己“领导有方”，又是领奖台上现身，又是荧光屏上亮相；一旦工作出现失误，便指责分工的副职没有抓好落实，埋怨主管部门没有尽到责任，训斥下属没有认真执行自己的指示……至于自己，至多来一句“我也有一定责任”，象征性地来点“自我批评”，便“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对于具体责任，一概不“认账”，甚至隐瞒错误，掩盖真相，逃避责任。这种人玷污了“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亵渎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领导者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但愿这些领导者能知耻而勇，改弦易辙，以“李离伏剑”为鉴，对工作中的失误严于责己，勇于承担责任。从制度上对领导者也应严明责任，明定赏罚，使他们没有空子可钻。这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也是最深刻的教育。

后世影响

一则历史典故的五层解读　在中国历史上，李离是那种典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没有过像孔孟庄老那样的著书立说，也没有过像秦皇汉武那样的文功武治，甚至没能像荆柯那样留下流传千古的侠义声名。历史关于李离的全部记载只限于汉人韩婴的一篇寥寥百余字的记述，但其全部内容也只有李离和晋文侯之间的一段关于请死的对话，最后李离请死不得，无奈地伏死于自己的剑下。李离

今天，好多中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李离为何人，自杀者李离没能用死亡改变任何历史发展的进程，甚至也没能用鲜血和生命启迪并教化民智。作为传统体制的叛逆，李离只能成为中国历史里的异端，被人遗忘或被人耻笑，甚或被当成有限知之者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谈。今天，仍有好多中国人喜欢把头探出门外去搜取异域的思潮（比如自由主义），拿来作为拯救本民族命运的良方，却习惯忘记温读本民族历史的发端和进化，终至于和李离擦肩而过，仍四顾茫然。然而，可以允许今天的别人对李离视而不见，却不可以允许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对李离熟视无睹，否则无异于是对慷慨志士的一次犯罪，更是对自由主义思想信仰的一种亵渎。

官员李离的民本思想

李离的故事很简单：他被晋文侯（春秋以前的晋国国君，相当于周幽王时期）任命为大理（掌管刑狱的官），有一次听取了下属错误的报告，把不该死罪的执行了死刑，过后李离自知，于是自拘于廷，请晋文侯处自己死罪。这就是李离和文侯接下来展开对话的背景，也是最终导致李离自杀的根源。　按照惯有的为官之道，即便李离真的杀错了人，他也本不必如此，因为他的大理一职是文侯任命的，他只需要面向文侯负责就是了，只要文侯不纠察他的过错，他仍可以好好地继续当他的大理就是了，管他什么被错杀的老百姓们的民怨沸腾，民怨沸腾不足以让李离丢官，只有文侯的君怨沸腾才可以导致李离人头搬家，所以既然文侯根本没有追查他的想法，李离完全可以息事宁人，所谓自拘于廷也实在是多此一举。　倘若真是那样，李离的故事也就没什么好解读的了，因为中国历史从来不缺少那种只对上级负责的官员和为官之道，此一个李离实在无足道哉。但李离却不这样，他是历史的异端，尽管他的大理一职是晋文侯任命的，但他却坚持要向老百姓负责，他杀错了人，以为人命关天，所以甘愿用自己的命来抵偿自己的过错。所以可以说，李离的思想基础里有着很深的民本意识，在他的理解中，民的重要性大于君的重要性，他首先要对民负责，所以绝不草菅人命。同时，李离的这种民本的负责思想也绝不是空谈，当真因为自己的失职而导致老百姓利益受损，那么他宁愿辞职，请死罪，以抵自己伤民的过失。　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对官员的引咎辞职制仍颇感陌生，甚至以为这种做法完全舶自于西方体制，岂不知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个叫李离的人就已经用身家性命实践过了，由此可知，中华文明理应也包括其政治文明，中国历史并不独有专制的丑陋，至少在秦始皇之前的历史多元时期是这样。

人治体制的法制思想

李离的大理一职是文侯任命的，而不是百姓选举产生的，文侯是君，李离是臣，李离握着百姓的生死权利，文侯握着李离的生死权利。李离在断案时，所有的依据都来自下属的汇报，而决断时亦没有什么陪审团或和议庭，他只能根据他自己的认识能力进行断案，所以，虽然他内心秉公，但由于不可避免的认知局限，他仍旧断错了案，杀错了人。当然也可能是下属故意汇报据，导致李离杀错人，但不管如何，杀错人总归是一个事实，跟李离愿意不愿意杀错没有关系，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公正和努力，但仍然不能避免自己的过听，由此可见李离的过错不是源于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对待这起过错，李离最终只拿出自己抵罪的方案，并没有拿出如何避免犯错的方案，这其实不能责怪李离，这只能说是李离的局限，而不能说是他的错误。其实，即便是现代人对完全避免过错也仍无法拿出真正十全十美的方案，那么要求李离来做到这一点，实在过于苛求了，李离所能做的仅仅是道义和良心上的公正，以及以实际行动对出现过错时的惩罚制度的强烈呼吁。在李离请死时，文侯为其开脱：“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意思是你是尊贵的官，不能随便惩罚，这是典型的人治思想，因为只有在人眼中才有人的高低贵贱，而在法面前，人却是平等的，是不分官大官小的，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同时为了帮助李离开脱责任，文侯还用了另一种解释，说这是下属假情报的错误，而不是你李离的责任——其实，文侯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触摸到了人治的局限性，但毕竟他是文侯，他说这句话的真实用意不过是为了帮助李离开拓，而不是反思什么人治的局限。　可是李离并不领情，尽管文侯为他寻出了不死的借口，但他立刻又找到了自己该死的理由。他说：“臣居官为长，不与下吏让位；受爵为多，不予下吏分吏，今过听，而下吏蒙其死，非所闻也。”李离的这句话很耐人寻味，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的人治氛围里，所接受的一切都是人治的东西，甚至他自己也不能提出一套完整的法制思想，但他却用自己的回答凭空构建了一套法制体制的原理。这原理的根据就是：我的权利比下属大，享受的物资待遇比下属好，现在出了错，就不能让下属替我承担责任。仔细分析这句话，李离请罚的根据不是文侯的好恶，而是他居官为长和受爵为多的事实，好恶是人治，事实则为法制，这就是李离思想最闪光的地方：他身处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治体制下，可是做事的思维和习惯一直在努力触摸法制的原理。

廷臣李离的杵臣思想

作为晋文侯直接任命的重要官员，李离算是一个廷臣，所以当他认识到工作中出现了错误时，首先做的就是“自拘于庭，请死于君。”，这表面上看是李离在主动接受人治的判处，其实质仍是李离心向法制的一种强烈愿望，只不过没有现成的法，李离便虚幻地把文侯当作了法，这其实是一种让人心酸的无奈，李离的这种皈依人治的行为绝对不该被当作诋毁他背向法制的理由。接下来，他同文侯之间的对话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从二人的对话里可以推断，晋文侯应是个思维特别机敏的人，当他遇到李离请死，他首先就为李离找到了不死的借口，但可惜的是李离立刻用上面的一番话否定了文侯的推论。机敏的文侯又立刻从李离的回话中感悟到了更深刻的内容。他说：“自以为罪，则寡人亦有罪矣。”意思是 ，你是我所任命的，我比你李离的权利更大，享受的俸禄更多，如今出了过听的错，我也有责任，不该让你带我受过。文侯的这句回话显然把问题带入了一个很偏僻的思维境地，无法知道这个境地是不是李离实现计算好的，总之聪明的文侯自己主动把自己带到了这个困惑的境地，而这个境地绝对是千百年来统治者都极力避开的尴尬境地。　既然李离认为权利和责任是等同而不可割裂的，那么显然在这个体制中，一国之君拥有着最大的权利，享受着最多的好处，那么按照李离的推论，显然他应该对过错承担最大的责任。刚刚说文侯机敏，只是说他能立刻从李离的回话中悟出了这样的推论，但也许文侯还很愚钝，因为这样一个君主体制无法回答的问题，真正聪明的人肯定会设法绕过，而只有愚钝的文侯才会主动自投罗网。　面对文侯的质问，偏执的李离继续把自己的偏执引向了一个世人难以抵达的高度。他说：“法失则刑，刑失则死。君以臣为能听微决疑，故使臣为理，今过听之罪，罪当死。”看来当时的李离肯定是豁出去了，他来面见文侯已经带上了必死的决心，所以面对文侯的置疑，他的回答斩钉截铁。所谓“法失则刑，刑失则死”亦完全是法制的思维，你文侯认为我具备明察断案的能力，所以你才任命我为大理，如今出了过听的错，你当然也要死罪。李离用自己的这句回答同实现分不清的人治观念彻底划清了界限，同时也完成了从廷臣到杵臣的实质转变，更把一个难以辩论的悬疑问题抛给了晋文侯。　在李离的心目中，法制的份量肯定是大过君主的份量的，上面的回答完全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尽管他自拘于庭来请死，其实真实用意并不是要求文侯用人治的程序判自己死罪，而是要用死亡来捍卫自己对法制的信仰。晋文侯就个人性格来说还算不错，所以他面对着李离咄咄逼人的诘问，并没有像一般君主那样怒发冲冠（这也反应了那个时候人的重理一面），文侯回答李离说：“弃位委官，伏法亡国，非所望也。趣出，无忧寡人之心。”，文侯的回答还不算太令人失望，毕竟他仍没有超出理论思辩的范畴，他的说法是：如果我们都（因为这次过听）不当官了，都伏法而死，那么国家岂不是灭亡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并仍然宽宏地对李离说，你根本不替我着想，赶快出去吧。　李离所看到的显然要比文侯远得多，他说“政乱国危，君之忧也；军败卒乱，将之忧也。夫无能以事君，闇行以临官，事无功以食禄也。臣不能以虚自诬。”这是李离自杀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知道自己刚刚的劝荐已经实现了自己表达理念的目的，但他早已坚定了为信念而死的决心，并试图以自己的死亡唤醒文侯对政乱国危后果的正确认识，其实质仍在表达他的民本思想，真正重要的当然是国家的统治，但这统治恰恰就是和每一个老百姓息息相关，因为自己过听，草菅了人命，所以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官，自己一定要死的。说李离思想是民本，其实也可以说是君本，甚至是社稷本，其实都一样，因为在李离的思想中，三者其实完全是统一的。

不畏死者的畏死逻辑

李离发表完自己的慷慨演说之后，遂伏剑而死，自杀于文侯面前。在整个韩婴的记述里，李离示人的一直是个不怕死的志士形象，在出现过听之错后，他就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并抱着必死的想法面见文侯，前来请死。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忠诚于信念的人一样，李离也是一个把信念看得高于生命的人。古有毛遂，自荐于平原君，后随之谈判于楚，执剑当庭谈笑风生，逼着楚王接受谈判条件，整个过程压根没有考虑死的存在；后有荆柯，领命刺秦，明知无论成败都必然赴死，但依然慷慨前往，其行也根本不算计自己生命的份量；更有程婴和公孙杵臼，为保全赵氏孤儿，苟活于世遭尽骂名不说，甚至还献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似乎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不怕死的志士，他们为了他们所信仰的忠孝仁义，总是甘愿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　就慷慨赴死的态度上看，李离也绝对是一个志士，在文侯不追究他的过错时，他主动前来请死，在文侯一次次赦免他无罪的时候，他不但仍坚持自己该死，甚至还推论说文侯也该死，没有坚定的信仰，人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古人不畏死的做法很容易遭到诟病，爱惜生命是做人的一个起码规范，而显然李离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就此就可以说李离是个不怕死的亡命徒吗？回答当然不是，不但不可以说李离是亡命徒，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　李离先于孔子，他生活的年代还不知道儒家为何物，但他的思想里天然就具有推己及人的成份，他把个人的安危推演为所有人的安危，正因为他认识到了制度对于人的安危的终极重要性，所以他才甘愿以死来捍卫这种他所理解并向往的制度。在具体的故事里，李离是一个执掌别人生杀大权的高官，除了比他权利更大的晋文侯，他拥有着常人所没有的自由空间，但他的思想恰恰能超越这一点，他认识到他的自由取决于大多数人的自由，大多数人的自由就构成了制度保障下的自由，一旦失去这种制度保障的自由，那么大多数人的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次，他以大理之职过听，他日，完全可能因为文侯的过听而把灾难降临于他的头上，甚或他不是大理，而是布衣百姓，那么他更要天天提心吊胆地恐惧着自己的无自由生活。理想而合理的制度是对所有人的理想和合理，它保障的亦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以随意剥夺别人自由来换取自己自由的自由，这就是促使李离拼死捍卫的信仰。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李离是怕死的，他高为大理，却设身处地地感悟到了身为布衣的不自由，并认识到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于是决定亲自去捍卫这种自由，哪怕不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一旦这种真正的自由实现了，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自由都已经实现了，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自由，所有人都享受的自由当然就是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必须是制度上的自由。

自由主义者李离的失败

中国的历史从来都不缺少大人物，那些大人物们或著书立说，或投身革命，虽其行为方式各异，但往往都能留下一段不朽的青史在人间，更使得其人其事能在千秋万代里流传，这些流传千秋万代的大人物们的名字排列起来，就构成了现实中被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所以，现实的历史也可以被称为大人物的历史。但在大人物历史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别的形式的历史，比如小人物的历史。比起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些小人物往往人微言轻，甚或不值一提，而且他们也基本没做出过什么影响历史的大事件，更没发出过什么影响思想的大论说，所以他们只能注定被湮没在大人物的流水之下，相对于滔滔的历史长河，他们不过是被泛起的泥沙，完全不足以更改河流的走向。也因此，比你那种大人物的历史来说，小人物们的历史往往会成为被忽略的历史。　李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大人物为模式存在的历史最终忽略了他，甚至可以说历史几乎遗忘了他，对于浩瀚的中国历史来说，李离的份量几乎轻如鸿毛，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李离最终选择了死亡，用自己的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甚至也结束了自己的思想，可以设想，李离死后，晋文侯顶多会有一丝难过，或许这难过之中还会夹杂着一丝嫌怨和不解，他不会按照李离生前所追求的意愿改变现有统治，也不会把李离的思想整理成书以传后人。哪怕是在汉人韩婴的记述里复原了李离的故事，最终结论的落脚点也不过放在了“君子闻之曰，忠亦乎”，并亦《诗经》之辞来做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记述者韩婴居然从李离的自戕中看到的是忠，而不是反；看到的是君子之行，而不是思想之可贵。这仍怪不得韩婴，甚至我们还要感谢韩婴，如果没有他，李离相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完全等于不存在。生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环境里，是李离的悲哀，但他的民本思想和对法制原理的趋向却完全是现代进步政治的萌芽，诞生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历史背景，实在难能可贵。　中国历史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地走向了单一，但透过一个小小的李离，我非常相信，在秦之前的中国，思想的进步行和多元性完全可以让现代的我们汗颜，我甚至还相信，所有的现代进步思潮都可以在中国历史的源头找到自己的发端，而根本无需到国外去舶来。只不过在单一的模式下，那种进步最终溺亡，那种多元也趋向了单一，自由的萌芽在萌芽阶段里死亡，所以自由主义者李离也终于成了失败的自杀者李离。不禁胡思乱想，假如李离不死呢，结果会怎样，无奈结论仍颇让人失望，李离不死，他也仍将被历史所淹没，　我坚持这样的理解，自杀者李离同那个时代诸多慷慨赴死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至少在思想的层面上，他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高度，他自拘于廷当真是为了信念而赴死，更是跟廉颇之流假惺惺的负荆请罪有着价值上的天壤之别。然而可惜的是，那些其他人都能或明或黯地光照历史，唯独李离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呜呼！

求一篇论述古代君臣关系的文章

1. 文言文中“布衣”的意思

平民百姓

布衣 bùyī

1. [clothes made of cloth]∶（布制的衣服。麻布衣服（古时老百姓只能穿麻布衣服）。《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布衣不完，蔬食不饱，蓬户穴牖，日孜孜上仁。”《后汉书·礼仪志下》：“佐史以下，布衣冠帻。”《古今小说·月明和尚度柳翠》：“﹝ 柳翠 ﹞又制下布衣一袭，每逢月朔月望，卸下铅华，穿著布素，闭门念佛。”

2. [cloth gown worn by scholars not in ]∶借指平民百姓。古代平民不能衣锦绣，故称。《荀子·大略》：“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 汉 桓宽 《盐铁论·散不足》：“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馀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宋 沉括 《梦溪笔谈·技艺》：“ 庆历 中，有布衣 毕升 ，又为活板。” 清 李渔 《玉搔头·缔盟》：“多应是皂盖填门多显辈，因此上错认了风尘一布衣。” 臣本布衣。——诸葛亮《出师表》

2. 文言文中"以布列天下"的意思

以：连词，以致。表示由于前面所说的情况以致造成某种结果。

布列：分布陈列。这里指“割据势力山头林立”

布列天下：在天下林立，或遍布于天下。

“以布列天下”：以致造成（地方割据势力）遍布于天下。

完整的原文句子：“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

意思是：（这些权力极高的节度使都是）善武猛将，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仍然据有险要之地，专断一个地方的政治军事大权，既而有了属于他们的土地，又有了属于他们的人民，又有了属于他们的军队，还有属于他们的财税支持，以致于出现了军阀割据于天下的局面。

3. 文言文中"以布列天下"的意思

以：连词，以致。

表示由于前面所说的情况以致造成某种结果。布列：分布陈列。

这里指“割据势力山头林立”布列天下：在天下林立，或遍布于天下。“以布列天下”：以致造成（地方割据势力）遍布于天下。

完整的原文句子：“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意思是：（这些权力极高的节度使都是）善武猛将，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仍然据有险要之地，专断一个地方的政治军事大权，既而有了属于他们的土地，又有了属于他们的人民，又有了属于他们的军队，还有属于他们的财税支持，以致于出现了军阀割据于天下的局面。

4. 古文上的“折布”指什么

据我的理解，“折布”的意思是“布俸（帛俸、绢俸）抵折白银或谷俸（米俸）”。

参考文献：清初文官的俸禄标准是依据万历《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知县“每月支俸3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实际上《大明会典》载：正七品，岁该俸九十石。

内本色俸（内含本有的足色银俸）五十四石，折色俸（抵折的足色银俸）三十六石。本色俸（本有的足色银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银俸三十五石、折绢俸七石。

共该银二十六两九钱五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一十八石，该银五钱四分；折钞俸一十八石，该本色钞三百六十贯。

合计一年约领大米（米俸）、27两五钱白银及宝钞360贯，足够12口人一年的开销，再加上明代所有的外命妇、诰命夫人有自己的年俸，并不包含在官员支俸中，地方官府的行政、人事、伙食开销也不需要地方官员负责，再加上七品优免田赋80亩，免丁徭8人，又再加上稍为大一点官多半有兼俸（比如夏原吉领户部尚书、太子少傅、少保三俸，王守仁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新建伯三俸，海瑞亦有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二俸，加上外命妇的俸给，各边镇守各官尚有1-20顷的养廉田，这些都不需要“孝敬”京官，也不需要被被内务府或皇帝巧立名目讹诈），明代官员真实的薪俸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来得高。所以清初延续的并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关外那套类分赃制的封建制度，很多官员在雍正前根本无薪水可领，又加上白银购买力越来越低，所以必须从百姓身上剥削。

因此在康熙末年几乎是无官不贪，甚至康熙本人也不完全反对官员贪污。

5. 古文 宋史 任布传 节选 翻译

任布，字应之，河南人。后唐宰相圜四世孙也。下力气学习，家庭贫困，曾经从别人那里借书攻读。进士及第，任职安肃军判官（驻军参谋长），经常就打听契丹那边的事情，上报朝廷要求加强边境军备，而且分析河北地方对于国家的利害。后来果然契丹侵略中原直到“澶渊之盟”的耻辱，宋真宗想起了他的先见之明，特别提拔改任大理寺丞（最高法院院长）、管辖安阳县。

后来权力扩大三司盐铁判官（国税局长），判度支勾院（财政部长）。京城东南有泉水涌出，特别建筑了“祥源观”，百姓男女徒鞋子跑丢了都不捡跑去参观膜拜。布议论这事情说：“圣明的朝代不应该用神怪的名义来欺骗人民。”得罪了宰相的意图。后来又与徐奭、麻温其试开封府进士（主持高考），而奭私下违规启封图谋作弊。连累他降职监邓州税（省地税局长），后来又改任宿州知府。当越州太守缺人，寇准说：“越州有职分田，年收入很丰厚，现在争着去的人很多，必须廉洁之士才能给予任命。”就把他派遣到越州。有老头告状说自己孙子“喝醉酒辱骂我”（当时这是必死大罪），后来判决完了又后悔，每天到官府痛哭说：“我年老没儿子，这孙儿就是我的命根子啊。”任布听说之后，饶恕了死罪，上报告说自己判决不当请求处分，朝廷也没有怪罪他。寇准贬官，布也受连累到了建州，后来升官尚书职方员外郎（虚衔）。丁谓（寇准政敌）失势后，升了一点成为为白波发运使（水路运输部长）。一年多后，判三司开拆司（回高院啦），后来出任为梓州路转运使。在富顺监管盐井的时候，岁月久了矿藏少了赋税却没减，从业的人甚至破产，把儿孙卖了都交不起。任布上奏免除赋税（不怕丢官为民请命）。后来又做过迁祠部郎中、权户部判官，擢江、淮制置发运使。以前的使者都收集山海珍异之物来贿赂上司，任布全部免除。召为三司度支副使（又升官了），奉命出使契丹。顺利回来，加直史馆、知荆南（升官）。为盐铁副使，命管伴契丹使。历任兵部、刑部郎中，右谏议大夫、管辖真定府。有人建议减少河北军队，任布说：“契丹、西夏正在窥伺中国，军备不可放松。”建造了专门道路跨过滹沱河和绝泥潦。又到滑州，改任天雄军。迁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知许州。没多久，又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管理澶州。黄德和诬告刘平投降贼人，准备抄了刘平家，布仗义执言说刘平绝不是投降贼人的人。复徙真定，又徙河南府，还没到任，召为枢密副使。任布一直循规蹈矩严守法纪，到后来主持政务秉政，都没有心的建树和大成绩。他儿子任逊曾经上书，诋毁其他大臣和任布都是庸才，御史鱼周询借着奏疏里说的事说“任布不才，他儿子当然应该清楚。”就从尚书工部侍郎（建设部长）贬官到河阳知府。议论的人认为周询引用任逊的话来攻击他父亲，简直不知事体。后来改任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最高荣誉），进少傅。皇祐间，圣旨召唤他陪皇帝祭祀明堂（荣耀啊），任布宣称有病没去。

当初任布回到洛中，建造了“五知堂”，意思是“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去世后，追赠太子太傅，朝廷赐予谥号“恭惠”。

少年王冕出自？作者是？他的诗默一首？

孙家洲：从“犬马”之喻看古代君臣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有善用比喻的特点。许多深奥的道理，往往可以通过一个浅显的例证，便给以深刻的揭示、准确的表达。以“犬马”喻古代的君臣关系，就是这样的例证之一。

以君主为赶车的驭手，而以群臣为驰驱效力的马匹，这是自先秦以来惯用的一种比喻。善用其喻者，把君主的求贤行为比喻为“千金买马”，典型材料为郭隗答燕昭王的求贤之问（见《战国策·燕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而汉武帝的求贤诏则把卓绝超群的人才比喻为不愿接受羁縻的骏马，“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汉书·武帝纪》）恶用其喻者，则教唆统治者鞭笞天下。如韩非说，“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韩非子·难势》）。韩非还有一段御马之道的妙论：“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吒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犬有忠主之名、效力之实，因而自先秦以来也常用来比喻臣之事君。只是功臣如果与犬相连，就难免带有一种特定的悲剧色彩。春秋末年，在助越王勾践复仇称霸之后，范蠡选择了离国而去，在致文种书中就有“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之说。而文种由于留恋权势，最终受诛，成为兔死狗烹的第一个典型。汉高祖刘邦则把“功狗”的比喻运用到极致。其一，在开国之初，论功行赏，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引起了其他功臣的不满，但刘邦借题发挥说：在打猎时，追杀兽兔的固然是狗，但是给猎狗发出指令告知兽兔藏身之处的则是人。“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此论一出，“群臣皆莫敢言”（《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的“功狗”之论，虽然极为不雅，但镇住了出身草莽的一批军功新贵。其二，诛杀韩信，使得“兔死狗烹”的影响力大增。在楚汉之争方殷之时，蒯通劝说手握重兵的韩信及早独立，以免将来为刘邦所算计，他引用文种、范蠡“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的教训，提醒韩信防范“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悲剧重演。韩信终究不忍心背汉，数年之后，却被刘邦以诈谋擒获。韩信当即感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自秦汉以下，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已经养成了以“犬马”自称的习惯。汉武帝任命耿直大臣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不愿意离开朝廷，因而一再婉辞。他说：“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之。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汉书·汲黯传》）此处的“狗马之心”，并非责骂之辞，也不带有丝毫的贬义，而是指近距离报效皇帝的一腔忠诚之念。西汉名将赵充国筹策边事，要自称“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汉书·赵充国传》）。南朝陈国的大臣章昭达为了表明忠君之心，就干脆说：“当效犬马之用，以尽臣节”（《陈书·章昭达传》）。如果有臣子背叛君主，就会被指责为“不如犬马”。比如，东魏政权的实际开创者高欢，在击败强敌尔朱仲远入据洛阳之后，得知尔朱仲远的部下大将桥宁、张子期前来归降，虽然正值用人之际，高欢依然严责桥宁等人：“犬马尚识恩养，汝今犬马之不如！”随即将他们斩首（《魏书·斛斯椿传》）。

在唐代出现了两个涉及君臣关系的“马论”，都令人充满恐惧之感。其一，武则天为了折服敢于直言的大臣吉顼，别有用心地讲述了她早年侍奉太宗的一件逸事。“太宗有马名师子（即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武则天所说的驯马术，其实就是她作为最高统治者驾御群臣的铁血手段。因此她喝问吉顼：“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吓得吉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其二，中唐权相李林甫巧借“立仗马”的比喻，警告负有谏诤之责的谏官不得批评朝政缺失：“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因此导致“谏争路绝”的局面。

在专制制度的*威面前，自甘以犬马自居的大臣确实代不乏人，甚至为了当稳犬马而百般奔忙，但也有人希望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对君主以犬马待臣下的态度明确表示抗议。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对齐宣王论君臣之间的对等呼应关系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这段名言的要义是告诫君主，他们对臣下的态度，将直接决定臣下对他们的态度，不尊重臣下势必造成灾难性后果。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谊，谈到春秋战国之际的著名刺客豫让的行事阅历：豫让原本事奉中行氏，等到智伯攻灭中行氏，他未曾犹豫就改奉智伯为君主。可是后来赵氏灭智伯，豫让却一再为智伯复仇，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有人追问豫让为何对先后两位主子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时，豫让回答：“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贾谊就此评论说,同一个豫让，先是“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后来“抗节致忠，行出虖列士”，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君主待人的态度不同而使然。贾谊又借题发挥，“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果大臣们不以“人”的伦理约束自己，还有什么犯上作乱的事情不能做呢？所以，贾谊劝告皇帝要礼遇大臣，否则就无法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孟子、贾谊之论，虽凤毛麟角，但弥足珍贵。

专制的原则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犬马”之喻，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论断。

出自《儒林外史》的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作者是清代吴敬梓。

古诗全文：《墨梅》-元代王冕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译文：洗砚池边生长的一棵梅花，朵朵梅花都似乎是洗笔后淡墨留下的痕迹而没有鲜艳的颜色。它并不需要别人去夸许它的颜色，在意的只是要把清淡的香气充满在天地之间。

扩展资料：

王冕的其他古诗词：《白梅》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译文：白梅生长在有冰有雪的树林之中，并不与桃花李花混在一起，沦落在世俗的尘埃之中。忽然间，这一夜清新的香味散发出来，竟散作了天地间的万里新春。

创作背景：在封建时代，王冕是一个品格高洁的文人。他出身农家，以力学成名，因鄙薄污浊的上层社会，不求仕进，以布衣终老。在他的笔下，洁白的梅花在冰雪中凌寒开放，不与红尘中的桃李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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