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客令代表什么生肖_《逐客令》

1.罗德里戈·杜特尔特霸气下达逐客令，为何他与美国决裂？

2.秦汉文化的特点以及发展原因是什么？

3.击缶是什么，在古代代表什么

4.什么是缶

5.文中的三段外交辞令分别体现了什么样的特点？

6.缶是什么东西？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把李斯和赵高并写于《李斯列传》。李斯和韩非子师从荀子学习，后来都成为诸子百家中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战国末年，李斯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后来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于是他便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子为师。李斯学成之后，经过对天下形势的分析和比较，决定到秦国去发展。

李斯到秦国以后，投奔到秦相吕不韦门下着门客，很受吕不韦的赏识 ，于是就有了接近嬴政的机会。嬴政听取了李斯离间各国君臣之计，也接受了李斯提出的“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战略顺序，秦王政提拔他为长史，正式成为了秦国重臣。

韩国害怕被秦国灭掉，就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实际上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到后来郑国的目的暴露后，一些大臣对秦王政说这些人都是来搞破坏的，希望嬴政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于是下了逐客令，而李斯正好也在被逐的范围之内。

于是李斯就给秦王政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谏逐客书》，分析了其中的利弊。秦王嬴政看到后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取消了逐客令，并且封李斯为廷尉。?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很多人就提议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秦始皇的儿子以及一些有功之臣，但丞相李斯认为，只有实现郡县制，将天下的权力都集中在秦始皇手中，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认为李斯的意见很好。从此以后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

这一套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国分裂割据的祸根，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公元前221年，丞相李斯提出了“书同文字”的建议，建议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秦始皇命李斯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李斯亲自书写了《仓颉篇》七章，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

秦朝建立后，以前的六国的一些度量衡很混乱，严重影响了经济交流和发展，于是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

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又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

秦始皇在巡游天下的时候病死于沙丘，李斯与赵高同流合污更改秦始皇的遗诏，改立胡亥为太子，又派使者矫诏以戍边无功和诽谤不孝的罪名赐死扶苏；以为臣不忠的罪名赐死蒙恬。

后被赵高诬为谋反，具五刑，腰斩于咸阳市，夷三族。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霸气下达逐客令，为何他与美国决裂？

不喝对方的茶可能就是单纯不渴，没有其他的意思，别想太多。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可能对方是想等茶凉了一些，他再喝也不一定。或者你换个方式，你说赶紧喝哦，不然凉了伤胃，这样子也许他就喝了。

茶的暗语：

一、酒满敬人，茶满欺人

因为酒是冷的，客人接手不会被烫，而茶是热的，满了接手时茶杯很热，这就会让客人之手被烫，有时还会因受烫致茶杯掉下地打破了，给客人造成难堪。

二、先尊后卑，先老后少

到人家跟前说声请喝茶，对方回以莫拘礼、莫客气、谢谢。如果是较多人的场合，杯不便收回，放在各人面前桌上。在第一次斟茶时，要先尊老后卑幼，第二遍时就可按序斟上去。

对方在接受斟茶时，要有回敬反应：喝茶是长辈的，用中指在桌上轻弹两下，表示感谢;小辈平辈的用食、中指在桌面轻弹二次表示感谢。

三、先客后主，司炉最末

在敬茶时除了论资排辈，按步就方之外，还得先敬客人来宾然后自家人。在场的人全都喝过茶之后，这个司炉的，俗称柜长（煮茶冲茶者）才可以饮喝，否则就对客人不敬，叫蛮主欺客、待人不恭。

四、强宾压主，响杯檫盘

客人喝茶提盅时不能任意把盅脚在茶盘沿上檫，茶喝完放盅要轻手，不能让盅发出声响，否则是强宾压主或有意挑衅。

五、喝茶皱眉，表示弃嫌

客人喝茶时不能皱眉，这是对主人示警动作，主人发现客人皱眉，就会认为人家嫌弃自己茶不好，不合口味。

六、头冲脚惜（音同），二冲茶叶

主人冲茶时，头冲必须冲后倒掉不可喝。因为早时做茶用脚踩，怕茶叶有脏不宜喝饮，二冲茶叶之称，要是让客人喝头冲茶就是欺侮人家。

七、新客换茶

宾主喝茶时，中间有新客到来，主人要表示欢迎，立即换茶，否则被认为慢客，待之不恭。换茶叶之后的二冲茶要新客先饮，如新客一再推卸叫却之不恭。

八、暗下逐客令

每以浓茶待人，但有时因自己工作关系饮茶时间长会误工作或是客人的话不投机，客人夜访影响睡眠。主人故意不换茶叶，客人就要察觉到主人是暗下逐客令，抽身告辞，否则会惹主人没趣。

九、无茶色

主人待茶，茶水从浓到淡，数冲之后便要更换茶叶，如不更换茶叶会被人认为无茶色。无茶色其意有二，一是茶已无色还在冲，是对客人冷淡，不尽地主之谊；二是由于上一点引申对人不恭，办事不认真，效果不显著，欲有某人无茶色。

十、茶三酒四惕桃二

很多地方尤其是是南方人习惯于在茶盘上放三个杯，是由于俗语茶三酒四秃桃二而来。总认为茶必三人同喝，酒必须四人为伍，便于猜拳行酒令。

秦汉文化的特点以及发展原因是什么？

因为菲律宾在1998年时，被迫与美国签署了《访问部队协议》这个不平等条约，今年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终于决定取消这份协议，打响了反美的第一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最近终止了美国军队留在菲律宾的协议。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决定取消1998年与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该协议使得数万名美国士兵可以一直在菲律宾常驻的权利，菲律宾必须得承认这些美国军队的合法性。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当时对媒体说：?现在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了，我们将加强防御，不依赖任何其它国家。?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命令菲律宾外交部长转告美方，终止这份不平等协议的执行。菲律宾方面报告说，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决定是在美国当局取消菲律宾参议员罗纳德的签证之后才通知美国军方的，罗纳德是总统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与此同时，菲律宾澄清说，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互助协定和扩大国防领域合作的协定仍然有效。

菲律宾总统的一名代表发表声明说，菲律宾已经终止了与美国关于在该国部署军事力量的协议。外交部代表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第一时间就告知美国大使馆，要求和美国终止两国于1998年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

为了彻底落实总统的命令，菲律宾外交部长西奥多?洛辛签署了一份终止协议的通知，把它交付给了美国外交官手中。与此同时，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杜多?杜莱也发表了一则条约。根据这条条约，菲律宾在之前依次接收的那成千上万的美国军，现在都必须从菲律宾撤走！

击缶是什么，在古代代表什么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与巩固的时期。在政治大一统的新的历史环境下，齐鲁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认识这些发展及其特征对于我们进行齐鲁文化通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

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秦朝、汉初、西汉中后期和东汉四个阶段。这个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有三条基本线索：一是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演变，二是齐鲁文化内部齐、鲁两个文化子系统的冲突和融合，三是齐鲁文化的对外扩张以及与其它地域文化间的交流。

首先，秦朝是齐鲁文化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尝试参与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时代。这一尝试，被“焚书坑儒”事件所粉碎。

战国中后期，当时的文化中心在齐国的稷下。稷下学挟其学术优势，向周边地区施加影响，造成了齐鲁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在齐稷下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学派为黄老学派，黄老学成为当时的显学。至战国末年，黄老学传到秦国，其学术成果即《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1]，显然在学术上是与稷下的黄老学一脉相承的。《吕氏春秋》为秦相吕不韦主编。元人陈皓《礼记集说》云：“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可见《吕氏春秋》是为当时统治者准备的一部政治学术教科书，它的成书说明了齐鲁文化的扩张，已经进入了秦国的政治文化领域。但不久随着政治斗争中吕不韦的失势，《吕氏春秋》及其所代表的黄老学说遭到了秦统治者的摈弃。黄老学说的贬退不是偶然的。从其主要政治主张看，《吕氏春秋》讲“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2]，主张君主无为，限制专制君权，认为“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3]。又主张重孝道，倡仁义，尊重社会的宗法背景。在文化政策上讲综合诸子，包容百家思想，其本身即是一部出入诸子融贯百家，“汇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4]的著作。这些主张与秦文化中强调君主专制，轻伦理，重功利，菲薄宗法观念，尚法而卑文的传统大相径庭。所以黄老学说的被排斥反映了异质文化间的斗争。从当时秦统治集团内部两派力量的对比消长的情况看，以秦始皇为首的军功集团势力根蒂深厚，长期的法家思想的灌输和军功爵制度的实施培植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军功地主集团，他们构成了秦国的政治基础。而以吕不韦为首的客卿集团主要由关东地区投靠秦国的士人组成，他们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更认同《吕氏春秋》的主张，而与秦的军功集团的好恶格格不入。两种文化背景不同的派别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这从吕不韦罢相的同年秦即下达了“逐客令”可以看的出来。吕不韦的罢相失势和“逐客令”的颁布，表明了军功集团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黄老学说在秦的贬逐成为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也预示着齐鲁文化向秦政治学术领域第一次进军的失败。

秦统一后，借助于政治统一这一历史条件，齐鲁文化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扩张，尤其是对居统治地位的秦朝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军。先是通过博士制度的建立，以儒家为主的士人们进入中央政权，主要通过“备顾问”的议政宣扬儒家的传统思想和政治主张。同时秦始皇又信用了阴阳五行学说，“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5]此外，作为齐鲁文化组成部分的方仙道也为秦始皇所热衷，想以此求得长生不老的仙药。但终因来自东方的齐鲁文化与立足于西方的秦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6]而遭到排斥。这主要表现在“焚书坑儒”的事变中。与儒家在秦朝的遭遇不同，阴阳五行学说和方仙道几乎没有受到排斥和冲击。究其原因，盖因阴阳五行学说属齐文化系统，具有与时俱进以及较强的政治比附性的特征。阴阳五行学说，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体系，不如说是一种理论模式，其特色在于它独特的框架结构。其框架结架具有一种超常的涵容性和适用性，高度的抽象性质和阴阳、木火土金水等理论符号可以与许多理论互容和搭配，在秦朝它和法家思想，以及在汉朝与黄老学说和儒学思想互容互用便是例证。在秦始皇那里，水德的论证成为其推行“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的暴政的理论根据。方仙道也为秦始皇所信奉，对“三仙山”和不死之药的追慕几乎令秦始皇智昏，一代雄主被几位方士玩弄于股掌之上，显示出其幼稚可笑的一面。与秦始皇荒诞的动机背离，徐福的求仙却在无意间促成了一次探险远航，其结果是造成了齐鲁文化海外的传播与输出。综观秦朝的齐鲁文化，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还未最后完成，秦朝统治者对以儒家为代表的鲁文化采取了严厉的排斥态度，与之相反，对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和方仙道却表现出接纳的态度。从道德风俗文化的层面看，齐鲁文化中“孝”的观念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逐渐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会规范，如齐人茅焦说秦王迎太后入咸阳，以及琅琊刻石中讲“匡饬异俗”、“六亲相保”就是显例。

其次，汉朝初年，是齐鲁文化走出地域性文化的畛域向全国发展，及其内部齐文化和鲁文化进一步碰撞融合的时期。黄老学说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

汉朝初年特殊的历史环境为齐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汉兴，经济凋敝，社会，百废待兴。如何巩固统治，成为“布衣将相”为主体的统治集团思考的首要问题。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不甘寂寞，积极参与了帝国建设的政治设计。先是陆贾倡言“诗书”，并著作《新语》一书主张儒道并用。继之以叔孙通倡作“朝仪”，使刘邦始知“皇帝之贵”，统治者对儒家思想刮目相看。之后曹参相齐，遍访社会贤达以觅治世良术，精通黄老学的盖公所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成为治理齐国的政治要诀。曹参相齐九年，实行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思想，约法省禁，与民休息，齐国大治。汉惠帝二年（前193），汉朝丞相萧何逝世，曹参继任汉朝丞相，将“无为政治”推向全国，黄老学说随之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黄老学说之所以能够在西汉初年获得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历史的需要，“无为”思想是应对当时现实政治的良方，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奇效。其次应得力于黄老学说本身独具的特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这样评价黄老学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黄老学说兼采众家的包容性以及“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应变性，是其获得发展的内在原因。

在这一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还表现为其内部齐文化和鲁文化间交流碰撞加快，促进了齐鲁文化内在的融合。鲁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积极地进行自我充实和改造，其表现之一是对黄老思想的吸收。如陆贾的《新语》其主旨为“行仁义，法先圣”，认为“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7]为汉初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但其中专设《无为》篇，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主张“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将儒家的仁义思想和黄老学派的“无为”思想结合起来。被称为汉初醇儒的贾谊，也信奉黄老的“天道无为”的自然观。其政治学说主张“明主者南面正而清，虚而静”，“衡虚无私，平静而处”，[8]反映了黄老学说的特色。而《韩诗外传》中也显现出一些“无为而治”的思想倾向。与之相对应，《淮南子》则从黄老学的立场出发，对儒、墨思想进行了吸收。与齐鲁文化内部的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同步，这两种文化间的冲撞也时有发生，不过这种碰撞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文化融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汤武革命性质的争论。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以上两人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儒家与黄老学派政治观点上的冲突。黄生从黄老学“天道自然”的理论出发，通过“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的譬喻，论证了“上下之分”的合理性，自然得到了汉景帝的支持，这也说明了黄老学说政治上的务实和老练。从辕固生的言谈看，仍然拘守孟子反暴君思想的传统，表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和政治上的稚嫩。时过境迁，儒家的思想也应与时俱进。但这一争论无疑促进了儒学自我改造的进程。至董仲舒之后，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日益消退，而“三纲”说的形成则把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通过阳尊阴卑的论证固定化，这一变化，不能不说是黄老学说给儒家上了生动的一课。

齐鲁文化的发展，还表现在社会的移风易俗这一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倡导用儒家伦理为主干的风俗模式去矫正“秦俗”的影响。如贾谊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并针对这种状况进而提出了“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的主张。贾谊特别引用了《管子》“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9]主张用“礼义廉耻”力矫风俗之败坏，反映了黄老学说的影响。

第三，西汉中后期，是齐鲁文化完成了自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过渡的时期，儒学获得独尊。在这一时期里，齐鲁文化对内基本完成了齐、鲁两个文化系统间的融合，对外加强了对其它地域文化的扩张与整合，成为当时新的大一统民族文化的主干。

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儒家学说取得了学术上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学的代表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学说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其趋时性。在先秦，儒学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但儒学并未放弃努力以适应时代政治的需要。荀子始讲“礼法”、“王霸”的结合，尝试从齐、鲁文化融合的角度改造儒学。汉初，叔孙通、陆贾、贾谊也努力改造儒学以就时宜。至董仲舒始告功成。董仲舒讲“大一统”，讲“君权天授”，讲“三纲五常”，讲“九世复仇”，讲“更化”，以迎合统治者的政治心理需求，自然成为汉武帝实施其“文治武功”的思想利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趋时的理论变化是儒学取得统治地位的主要原因。董仲舒学说的另一特点是其杂糅性。他以儒学的原始教义为基础，兼收其它理论学说之长，建立了一个新儒学体系。他借用阴阳五行学说“天人”之学的框架，构筑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天人感应”的宇宙论系统，将儒学阴阳五行化了。又以“阴阳”喻“刑德”，给刑法以一定地位；加之宣扬“强干弱枝”，“责名考质”，表现出“霸王道杂之”特征。在“君道”上又讲“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10]这一思想显然来自黄老学说。而其“天论”在理论形式上几乎是墨子“天志”思想的翻版。从董仲舒学说的内容构成看，反映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全面融合。而“独尊儒术”作为一种标志，显示齐鲁文化最终完成了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转变。

齐鲁文化获得统治地位后，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传播扩散，成为统治者文化整合的手段。与“儒术独尊”相对应，选官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学成为取士的主要标准，这种“劝以官禄”的配套制度从社会的上流层次推动了儒学的传播，从此官员多经学之士。其时齐鲁人士由经学而仕宦者尤多。《汉书·地理志》说：“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既反映了齐鲁地区经学的优势，而且齐鲁人仕途的通达，也有力地推动了齐鲁文化的传播。统治者倡导的移风易俗则从社会民间的层次推动了齐鲁文化的扩散。汉初，统治者无暇顾及社会文化的改造。自汉武独尊儒学，社会文化建设受到重视，如董仲舒、王吉等人都曾大力呼吁以儒学的伦理道德矫正异俗陋习。这是一项相对持久，难度更大的工作，其实质是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下，利用先进社会文化的影响，整合进而最后同化相对落后的社会文化。这一进程取得了预期的成果，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书·循吏传》说：“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第四，东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学术文化的层面上是齐鲁文化内部齐学与鲁学的相互斗争与渐次融合，最终完成了学术上的统一，其标志是今、古文经学的一统化。在民间宗教文化的层面上是道教的形成，民族宗教道教的产生是齐鲁文化在民间传播普及的重要成果。基于此，齐鲁文化的主导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东汉，学术文化领域贯穿始终的是经学内部今、古文经学之争。今、古文经学之争肇始于齐鲁文化内部齐学与鲁学的不同学风。齐学与鲁学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学术表现形态。一般说来，齐学趋时务实，量权变通，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驳杂性的特征；而鲁学则法古求真，恪守原则，表现出保守性、稳定性和理性的特征。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遂形成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不同的治经方法与经说。今文经学主张趋时应变，在治经的过程中重在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以至于流于穿凿附会，最后走向“谶纬”之学。而古文经学主张“实事求是”，[11]在治经的过程中着重于文字史实的训诂考证，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反对“谶纬”迷信。综观经今、古文学的发展变迁，渊源于齐学的今文经学以其“趋时”善变而捷足先登，赢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受到政治上的尊崇实赖于他们的创新精神。今文经学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对促成政治文化的统一和社会的革新改造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政治的附丽最终却导致了学术上的堕落和庸俗化。而以鲁学的传统精神为宗旨的古文经学以其稳定和持重保持了自己对政治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维护了学术的自尊。至东汉后期，以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以其恢宏精深的气魄手段完成了今、古文经学在学术上的统一，至此，齐鲁文化内部齐学与鲁学在学术上的此疆彼界也趋于泯灭。儒学原来作为齐鲁文化在学术上的代表，后经政治上的独尊成为“经学”。“经学”一旦完成了“一统化”，主流化，其地域文化的性质消解，而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如果说齐鲁学术思想文化主流化的标志是经学的一体化，那么齐鲁民间宗教文化主流化的标志即是道教的产生。在齐鲁学术文化领域中经学以鲁学为主并兼容齐学，而在齐鲁民间宗教文化领域道教则是以齐文化为主又吸收了鲁文化的伦理文化部分，秦汉时期的齐鲁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奇妙组合和对称搭配上的，构成了一种大体的均衡。道教起源于属齐文化系统的黄老道和方仙道。虽然黄老道和方仙道曾被秦汉时期的一些最高统治者所热衷，如秦始皇、汉武帝、汉桓帝都曾迷恋过它们，但这更多地反映了一些个人的嗜好，黄老道和方仙道却始终没有在当时统治者的观念形态中占得一席之地，主要在民间流传。原始道教大概形成于东汉中期，其教义经典《太平清领书》最早的记载在汉顺帝时。《太平清领书》有阴阳五行说，黄老的养性说，以及儒家、墨家的一些道德规范和说教，这些内容构成了原始道教的理论基础。道教形成的意义在于，它把齐鲁文化的价值观念用民间宗教文化的形式渗透灌输到民众的意识中，从而使齐鲁文化的精神深深植入社会生活的土壤，使这棵文化大树根深叶茂而更富生命力。

二

进入秦汉时期，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齐鲁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下，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走出原有的地域范围，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先秦时期，齐鲁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尽管齐鲁文化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又以其文化底蕴深厚，学术思想发达而著称，但受到了西周、春秋乃至战国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状态的制约，其向外发展的势头受到了限制，虽有小规模的文化输出与交流，但仍然不能改变其地域文化的性质。这种状况随着秦汉统一王朝的出现而形成转机。秦汉王朝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为各地域文化走出地域限制，在相互的交流与竞争中融铸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提供了历史的条件。各地域文化在参与建设统一的新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在彼此的竞争融合中，必然以某种地域文化为主，通过吸收其它文化的合理因素，最后融合产生新的文化，那么这一为主的文化即为主流文化。从整个秦汉时期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齐鲁文化担当了这一角色，但它从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

秦朝，在高度专制的政治文化政策下，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秦及三晋文化，这些文化在学术思想上的代表是法家思想。在当时的观念形态领域，是法家思想独尊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不是各地域文化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文化专制制度作用的产物。政治的干预树立并保证了法家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般地讲，在各地域文化的竞争中，其本身的素质固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素质只有在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并得到统治者们认同的情况下才能转化为优势，并结出历史的果实，否则难以避免被历史抛弃的结局。就象古希腊、罗马的发达的文化，最终却被日耳曼的蛮族文化所征服取代，就是例证。但先进的文化毕竟是先进文化，最终它们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齐鲁文化的命运也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秦统治者对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进行了打压，其典型事件是“焚书坑儒”，齐鲁文化在竞争主流文化的进程中遭遇沉重打击而受阻，但先进的文化终究能显示出自己的优秀本色。

秦的文化专制政策连同其暴政被消灭，六国复国运动是对秦的政治文化专制政策的回应与报复。历史的发展要求给各地域文化一个相对自由的竞争氛围，所以在汉朝初年，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当时对学术文化的禁忌几乎不复存在，文化领域是百家并存的格局。凭着其博大的内涵和鲜明的文化特色，黄老学说在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领域脱颖而出，崭露头角，讲求“无为”的黄老思想成为医治战争疮痍的良方。齐鲁文化凭借黄老学说在政治上的成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此同时，借此机会，齐鲁文化的另一代表儒家思想也在进行自身的充实改造，以图问鼎统治者的思想殿堂。凭借博大精深的学术内涵，适应宗法社会的背景，积极吸收各地域文化之长，特别是兼容了黄老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墨家学说的一些学术思想，儒家思想最终使自己成为齐鲁文化当之无愧的学术思想代表。儒家学说的自我充实改造奠定了自身在当时学术文化领域无与伦比的优势。恰逢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有一重大的政策调整，而此时的儒家思想与历史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政策需要一拍即合，遂获得政治上“独尊”的地位，齐鲁文化借此而上升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从此之后，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一直未有改变。这也表明，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发展成为主流文化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其次，齐鲁文化内在的学术综合和文化融合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学术文化体系和以道教为代表的民间宗教文化体系。

齐鲁文化以学术思想的发达而著称，儒家、兵家、墨家、黄老学派，以及阴阳五行家都是齐鲁学术文化的重要派别，名家和农家思想也与之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地域的关系和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齐鲁学术文化的综合统一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特别是进入秦汉时期以后，在强大的政治大一统体制的规范和推动之下，加快了齐鲁学术思想文化综合统一的步伐。早在秦统一前夕，黄老学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便以综合诸子，特别是吸收了儒、墨、阴阳五行家思想而被后人称之为“杂家”。其后《淮南子》又步其后尘，完成了黄老学说对齐鲁诸子思想的综合。在汉朝初年，儒家思想也开始了对齐鲁学术思想的综合统一，如陆贾《新语》对黄老学的吸收综合，贾谊《新书》和《韩诗外传》对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的综合等。在这期间，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董仲舒。他立足儒家思想，借用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框架，构筑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天人之学”的体系，所以有人说董仲舒的学说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他采墨家的“天志”思想以塑造“天”的理论形象，又吸收了黄老学的“法治”和“君人南面之术”的思想来补充其政治学说部分，最终完成了儒家思想对齐鲁学术思想的综合统一。这种综合统一又通过儒术的独尊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维护，成为历代相承的正统思想。董仲舒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获得统治者的尊崇，除了客观的历史原因而外，其主观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在综合统一了齐鲁学术思想文化之后，其学说体系表现出无可争辩的学术上的权威性与代表性。

道教的产生是秦汉时期齐鲁民间文化和宗教文化融合的结果。齐鲁传统的民间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如黄老道、方仙道、八神将信仰，以及传统巫术等。其中的部分内容甚至反映在一些学术思想中，如墨家的“天志”、“明鬼”，阴阳五行家的“怪迂之变”部分以及黄老学的“养性”学说等。在经过了秦汉近三百年的融合演进，以黄老道的宗教神灵崇拜为主干，以阴阳五行学说中“调和阴阳”，“奉天地，顺五行”的思想为基本理论，采用了儒、墨两家的某些伦理观念作为其伦理思想的主体部分，又借用墨家的巫术仪式作为基本的斋醮科仪以神其教，[12]最终在东汉后期形成了道教。道教是齐鲁民间宗教文化的结晶。道教之所以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宗教，其根本原因是它深深植根于秦汉时期的主流文化亦即齐鲁文化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当齐鲁的精神文化逐渐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时，道教自然成为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

再次，齐鲁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在秦汉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齐鲁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先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齐鲁文化的性质是一个地域文化。进入秦汉，齐鲁文化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后，齐鲁文化的概念与内涵也就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学术思想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和作为民族宗教的道教融入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体系并成为其主体部分，它们逐渐失去了地域文化的特性。它们以后的存在发展不再受齐鲁地缘条件的直接影响而仅仅与齐鲁文化保持着一种历史的联系。但是，在齐鲁故地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下仍然生存着一种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既是先前齐鲁文化的一种发展形态，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齐鲁文化，这种不同点主要是表现出更多的地域特征，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域文化。在宽泛的意义上虽然也可以将这种地域文化称之为“齐鲁文化”，但其概念与内涵已有了重要的改变。它的特色主要不再表现在体现价值观念的学术思想和宗教信仰上，而是更多的表现在风俗人情这个文化层面上，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施加着影响。即使这样也不能低估了文化传统的历史传承性和超越性，齐鲁故地的文化特色将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保持，这种文化现象是很值得加以考察研究的。

什么是缶

缶，古代的一种瓦质的打击乐器。击缶，敲击瓦缶。古人或以缶为乐器，用以打拍子。

击缶，就是敲瓦罐，“击缶而歌”非优秀正统音乐，在中国文化里是贬义。

《诗经·陈风·宛丘》：“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瓴缶之乐”；《淮南子·精神训》：“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说明“击缶”是民间低级文娱形式。

《周易·离》九三爻辞载：“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意为夕阳余晖，叩缶而歌是垂暮老人的挽歌。《庄子·至乐》中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证明其中的“鼓缶”是丧礼的内容。

李斯《谏逐客令》有“击瓮叩缶，弹筝博髀”句，形容秦国音乐文化落后。战国以前，秦处西陲，文化低，无音乐教材，喝到半醉，以击着瓦缶，手拍着大腿打拍子呜呜而歌。到战国中后期，秦国引入郑和卫之民乐，古典宫廷韶乐。秦人以“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为耻，忌讳提及此事。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这个著名的外交典故，是蔺相如反击秦王羞辱赵国的有力举措，因为秦人不善器乐，难为高雅正统之声，只会击缶为娱，低俗下流，故以死相拼，逼秦王击缶而反击羞辱之，捍卫了赵国尊严。

文中的三段外交辞令分别体现了什么样的特点？

(1) 汉语拼音：fǒu

(2) 注音符号：ㄈㄡˇ

(3) 郑码：MAEZ，U：7F36，GBK：F3BE

(4) 笔画数：6，部首：缶，笔顺编号：311252

右图展示的是鎏金铜缶，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编辑本段]注解

（一）作名词：

(1) (象形。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午”字,即“杵”。下面是“缶”的本体。“杵”是棒子,可用来制坯。“缶”又是秦乐器,“杵”可以敲击成曲。本义:瓦器, 圆腹小口,用以盛酒浆等)

(2) 盛酒浆的瓦器。大腹小口,有盖。也有铜制的 [earthen jar with big belly and small mouth]

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说文》

盎谓之缶。——《尔雅》

（3）乐器：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一首气势恢弘的“击缶而歌”，带着华夏礼乐的传承，带着炎黄子孙百年的梦想和期盼，奏响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序曲。那么，演员们击奏的乐器——缶，是一种什么样的古代乐器？

先说“缶”这个字，“缶”亦作“缻”，按《说文解字》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鼔之以节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次提到击缶。如李斯《谏逐客令》有“击瓮叩缶，弹筝博髀”句。其义为，秦国饮宴时，贵族士大夫们往往在喝到半醉时，以击瓦缶、拍大腿来打拍子而歌。所以，“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为说明秦人音乐古朴，没有中原音乐先进。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就有振奋人心的击缶表演。

著名的“击缶”典故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从中可以看出秦人不善器乐，难为高雅正统之声，只会击缶为娱。

“缶”字还是汉字中的偏旁部首，代表陶质器皿。汉字的“罄”，也是一种打击乐器。

再说缶这种乐器。缶原本是古代一种陶器，类似瓦罐，形状很像一个小缸或钵（见图）。是古代盛水或酒的器皿。圆腹，有盖，肩上有环耳；也有方形的。盛行于春秋战国。器身铭文称为“缶”的，有春秋时期的“栾书缶”和安徽寿县、湖北宜城出土的"蔡侯缶"。这种酒器能够成为乐器是由于人们在盛大的宴会中，喝到兴致处便一边敲打着盛满酒的酒器，一边大声吟唱，颇像现代的卡拉OK，所以缶就演化成为土类乐器中的一种，另一种就是埙。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给乐器分类，读过《三字经》的人都应该知道“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合称八音。说的是制作乐器的材质。按照这个划分，缶、埙是土类乐器。

最原始的陶“缶”由于易碎，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完整的了，保存较多的都是青铜“缶”。如，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鎏金铜缶，就是个大肚罐子（如图）。

方形的青铜缶有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此缶有夹层，夹层里面放冰，缶里面放食物饮料，这就是古代的小冰箱（如图）。这次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的“缶”就是仿照这种方形样式制作而成的

贰用缶。——《易·坎》

以二缶钟惑。——《庄子·天地》。按,钟聚也。

有孚盈缶。——《易·比》。郑注:“汲器。”

坎其击缶。——《诗·陈风·宛丘》

击瓮叩缶。——《史记·李斯传》

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礼记·礼器》

(3) 汲水的瓦器 [earthware for sucking water]

具绠缶,备水器。——《左传·襄公九年》

(4) 一种陶制乐器 [fou,a clay musical instrument]

不鼓缶而歌。——《易·离》

(5)盛酒器。也用于盛流质食物，源自同形陶器。这里的缶是指尊缶，而不是浴缶。古人用缶多是陶质。考古发掘发现，只有较大的少数墓中才有青铜缶。《说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经节?，象形。”可见，青铜缶的祖型当是陶缶。

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铜鉴缶(6)盛食物或饮料的器皿。右图为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即曾侯乙铜鉴缶。此缶有夹层，夹层里面放冰，缶里面放食物饮料，这就是古代的冷藏设备。

（二）作量词：

(1) 一种古容量单位,等于十六斗。一说三十二斗 [fou]

薮二有半谓之缶,缶二谓之钟。——《小尔雅》

(2) 又如:缶米(一缶的米。即十六斗米)

[编辑本段]关于"缶"的史料记载

（一）“渑池之会”中的缶（《史记》）

在历史上，关于缶的记载并不是非常多，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的。

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约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相会，名为促进两国友好，实则想要挟赵王，赵王知道秦王脆计多端，担心秦国暗算故借故不去，但谋臣蔺相如与大将廉颇等考虑再三，却主张赵王赴会为上，如果不去，反而被秦国笑话，灭了自己的威风。赵王认为二位大臣说得有理，决定应约去渑池会见秦王，并命令蔺相如同行，大将廉颇在边境上布置重兵，以防不测。宴会上，秦王盛气凌人，并假装酒醉，旁敲侧击，戏弄赵王，说道："寡人听说赵王善于弹瑟（一种古代弦乐器），今日盛会，请赵王弹一曲助兴"。赵王不敢不依，勉强弹了一曲。哪知，赵王正中圈套，秦国的史官赶快把这位事记载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见此情景，非常气愤，上前对秦王说道："赵王听说秦王很会击缶，今日胜会，也请大王击缶助兴。"秦王不肯，厉色拒绝，蔺相如再次相请，说道："大王如果一定不依，在这五步之内，我愿意以颈血溅在大王身上。"秦王左右立即拔出刀来，要杀蔺相如。蔺相如面不改色，大声喝斥，众人吓得口瞪目呆，空气异常紧张，秦王为了解除眼前的危机，迫不得已在缶上敲了几下。蔺相如立即命令赵国的史官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这里秦王所击的缶，就是窑字里面的缶，它是古代的一种陶器，用来盛酒的。春秋战国时候曾经拿它当作乐器。

关于这个故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描述的原文如下：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二）《谏逐客书》提到的缶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提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可见，在秦始皇那个年代，秦国风俗上已经认为击瓮叩缶俗气了些，上不得台面——不得不提的就是，当时筝也是很俗气的东西，也是被淘汰的对象。

[编辑本段]古代乐器分类中的缶

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根据乐器主要发声部分的制作材料来给乐器分类，《三字经》中就将“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合称八音。缶，因为是由土烧制而成，也就是土类乐器。当然，这种分类方法是很原始的。

中国八音中的土类乐器，主要的只有两种，一个是埙，另一个是缶。缶的形状很像一个小缸或火钵，是很少见的乐器。埙的历史悠久，目前发现最为古老的埙距今已有7000余年，最初只有一个吹口，有音孔，而后慢慢增加演变为八孔埙，十孔埙和半音埙。埙的音色柔美，音质圆润，颇有高处不胜寒的凄凉美感。

《乐典》对此记道： 缶， 说文曰： “瓦器也。 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 尔雅云：“盎谓之缶”，注云：“盆也”，坎其击缶。渑池会，秦王为赵王击缶是也。”李斯云：“击瓮扣缶，真秦声。”并且明确地列缶在土音部。

[编辑本段]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出现的缶

2008年8月8日晚，北京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在“鸟巢”造型的国家体育场中央，随着一声声强劲有力的击打，2008尊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缶发出动人心魄的声音，缶上白色灯光依次闪亮，组合出倒计时数字。

在雷鸣般的击缶声中，全场观众随着数字的变换一起大声呼喊：“10、9、8、7、6、5、4、3、2、1”在一片欢呼声中，迎来了开幕式正式开始的时刻：20时整。

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吟诵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达对世界各地奥运健儿和嘉宾的热烈欢迎。

从缶的发展演化来看，奥运会开幕式上运用的“缶”与“缶”的原貌有着一定的差别。不过从现场效果来看，集合了声光电高科技的缶阵，效果是很出彩的。尤其是以缶面灯光打出数字倒计时，有些神来之笔的味道。

开幕式上气势恢宏的2008人的缶(fǒu)阵，听声音很像是在敲鼓，而这种乐器的形制，则源于1978年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铜鉴缶。中国古代“八音分类法”，按材质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八类。作为中国古代土乐器的缶，其音绝不会与作为革乐器的鼓雷同，而其形制也与上述铜鉴缶完全不同。“鉴缶”不是缶，古乐文献中亦未见有“缶阵”的记载。

作为古乐器的缶，究竟是什么模样呢？近年的考古发现已经给出了答案。在2004年无锡鸿山的越国贵族墓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大墓甬道壁龛中发现了由五百多件组合乐器组成的陪葬坑，其中有三件盆状的青瓷乐器。经功能分类和专家认定，这便是秦王渑池会上被迫一击的“缶”。中的古乐器青瓷缶口径40厘米，通高24．2厘米，内外施青**釉，口沿和上腹部饰细蟠虺纹，两兽首状宽耳，另两侧有一对称的蜥蜴匍匐在口沿，蜥蜴的两前肢攀在沿上，口衔缶沿，造型夸张生动。

“缶阵”中那2008件乐器的原型——曾侯乙铜鉴缶，实为组合器，是由青铜鉴和青铜缶套合而成。外套为鉴，缶在其中，缶的外壁和鉴的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有专家将其称为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古"冰箱"（当然也应是“暖箱”）。这种特制的青铜酒器，无论从形制到材质，都与陶土乐器缶风马牛不相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击缶是什么意思：

缶就是瓦罐瓦盆，在先古时期本来并不是乐器，后来成为一种最低级的乐器。中国古乐器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土就是陶类乐器，有埙、陶笛、陶鼓等，缶甚至都不能正式入其类，可见地位之低。

长期以来，“击缶”或者说“鼓盆”，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主要涵义：一是下层人民最下等的，二是葬礼场合表示悲伤的礼节。

从第一个意思说，据《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瓴缶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击缶”“鼓盆”只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到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载：“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击缶这种形式逐渐式微，大概只有叫花子要饭时的特殊表演形式——敲钵，还能略见当年下层社会人民击缶之遗韵了。

从第二个意思说，《周易·离》九三爻辞载：“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意思是说，在太阳西沉时的光辉下，不叩击瓦器而歌唱，那么垂暮老人会嗟叹的，这是一个凶兆。这反映了当时一个民间习俗：对即将去世的老人，人们要鼓缶唱歌，以安抚老人，祝愿将死者顺风顺路。战国时期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则进一步将鼓盆走向丧礼。这个习俗一直流传下来，北齐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宋代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载：“闻有鼓盆之戚，不易派遣。”在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之说，更为常见。这一习俗流传至今，即今天许多农村的丧葬仪式中，那个孝子出殡时的摔瓦盆。

这个是朱大可砖家提出来的，然而他几乎可以肯定是没读过庄子，至少没读全。要说文化笑柄，大概他自己更合适。庄子老婆死的时候，他击缶而歌，不是为了丧葬，而是恰好相反，他用鼓盆击缶放声歌唱的方式来表达生死豁达的观念。击缶可以视作是一种手段，是习俗丧礼的对立面。

因此这个例子不仅不是“证明缶是丧礼用器”的例子，反而是证明“缶不是丧礼用器”的明证！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 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於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这个故事的政治要害，是秦王强迫赵王为其弹瑟，并命史官记录下来以辱赵王，蔺相如遂以血溅五步逼秦王击缶，相应地使秦王的身份更降一级，以回击赵王鼓瑟之辱。

再说，唐三彩难道是古人摆客厅的么，唐三彩倒是古人的墓室专用品 ，现在不也是“珍贵的艺术品收藏”？

“奥运缶”被打包分成53个标的包裹，每个标代表10个、20个、30个或者50个缶。10个缶的包裹参考价在11000到13000元人民币，这也意味着单个缶的起拍价约为1000元人民币左右。 3月8日上午当竞拍到第51个标的的时候，宁波商人、浙江天星集团总裁俞冲在长途电话中遥控发令，最后以68.9万元的价格拍得10个一包的奥运缶。

奥运缶拍卖纪实

2009年3月18日，2008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演出道具“缶”最后一场专场拍卖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完美落槌。22个标的共320个缶以总价4138万元拍出。单个“奥运缶”的成交均价12.93万元，超过第一批“奥运缶”成交均价一倍有余。

昨天，132个竞买者参与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最后一批道具缶的拍卖。至此，北交所组织的三轮1500个奥运缶及978个竹简拍卖总计拍得近1.2亿元。

昨天，单价最高的一个缶标的是4号标的——包含5个缶，总价139万元，单价27.8万元。此前，单价最高的1890号缶，成交价28.8万元，至拍卖结束仍是最高。

最终，320个缶以总价4138万元拍出，200幅竹简总价637.5万元成交。甚至一个由90个残损缶和778个无字竹简组成的标的以6500元起拍，612万元成交，溢价率惊人。昨天，单个竹简起拍均价不过80元，成交均价却达到3.18万元。

缶制造者竞拍未得

“喊得有点晕了。”昨天，制造缶的北京格申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千成也来参加竞拍。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说，“我在580万元时放弃了。”

他参与竞拍的是90个残损缶以及778个无字竹简，最终这个标的以612万成交。王千成说：“心里很矛盾，既希望自己能以不太高的价格拿到缶，又希望缶能卖得贵点。”他说，虽然公司制造了这些缶，但只有一个试制品放在公司展厅里。

缶是什么东西？

肴之战》中有三段外交辞令，人物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处境不同，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

A.弦高在“将市”的途中遇到伐郑的秦师，急中生智，一番犒师的辞令，说得是那么谦恭有礼，热情周到，同时柔中有刚，明确暗示出郑国早有准备，决心迎敌。弦高意在言外的话语，使孟明逡巡不进，领师而回。

B.皇武子奉郑君之命，告诉戍郑的秦大夫离境。皇武子的话是那么客气，又代表了国家，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下了冷冷的“逐客令”。皇武子辞杞子的一段话，是旁敲侧击，使杞子等人感到无形的威压，只好仓惶出逃。

C.孟明被晋俘获又被释还，死里逃生，复仇心切。但当阳处父追来时，他在舟中讲的话，表面看来是“君惠”不离口，那样感恩戴德，但是内中却隐伏着报仇雪恨的切齿誓言，嘲笑了晋君放虎归山的愚蠢，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情。

D.弦高同秦军沉着巧妙的周旋，不仅警告秦军郑早已有准备，而且不卑不亢，柔中带刚；皇武子下逐客令的语气委婉而坚决；孟明包藏复仇杀机的“感激”之词说得意味深长。这些都说明春秋时期在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场合，既彬彬有礼，又针锋相对，这些巧妙的外交辞令，显示了文章运用语言的高度技巧。

缶亦作缻，按《说文解字》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鼔之以节歌。缶是古代汉族的陶制乐器，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次提到击缶。

盛酒瓦器：大腹小口，有盖。也有铜制的 [earthen jar with big belly and small mouth]也用于盛流质食物，源自同形陶器。这里的缶是指尊缶，而不是浴缶。古人用缶多是陶质。考古发掘发现，只有较大的少数墓中才有青铜缶。《说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经节，象形。”可见，青铜缶的祖型当是陶缶。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说文》盎谓之缶。——《尔雅》

陶制乐器：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一首气势恢弘的“击缶而歌”，带着华夏礼乐的传承，带着炎黄子孙百年的梦想和期盼，奏响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序曲。尽管奥运会开幕式上出现的缶造型并非来源于真正的乐器缶（源于曾侯乙铜鉴缶，实为食物器皿），但是我国古代确实存在有缶这样一种陶制的乐器。

如李斯《谏逐客令》有“击瓮叩缶，弹筝博髀”句。其义为，秦国饮宴时，贵族士大夫们往往在喝到半醉时，以击瓦缶、拍大腿来打拍子而歌。

“缶”字还是汉字中的偏旁部首，代表陶质器皿。汉字的“磬”，也是一种打击乐器。

缶原本是古代一种陶器，类似瓦罐，形状很像一个小缸或钵。是古代盛水或酒的器皿。圆腹，有盖，肩上有环耳；也有方形的。盛行于春秋战国。器身铭文称为“缶”的，有春秋时期的“栾书缶”和安徽寿县、湖北宜城出土的"蔡侯缶"。这种酒器能够成为乐器是由于人们在盛大的宴会中，喝到兴致处便一边敲打着盛满酒的酒器，一边大声吟唱，颇像现代的卡拉OK，所以缶就演化成为土类乐器中的一种，另一种就是埙。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给乐器分类，读过《三字经》的人都应该知道“金、石、土、革、丝、竹、匏(páo)、木”，合称八音。说的是制作乐器的材质。按照这个划分，缶、埙是土类乐器。

鎏金铜缶（上海博物馆）

最原始的陶“缶”由于易碎，已经基本看不到完整的了，保存较多的都是青铜“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