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喻分别代表什么生肖_讽喻什么意思

1.白居易属什么生肖?

2.异端邪说是什么生肖

3.严学章的代表作品

4.古代历史抓鬼的钟魁是什么生肖？

提起婚配是才子佳人好还是天生一对好，大家都知道，有人问天生一对好还是相伴到老好呢？另外，还有人想问才子佳人是什么生肖？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天生一对好姻缘，一生一世不分离业人啥生肖，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天生一对好还是相伴到老好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婚配是才子佳人好还是天生一对好

1、婚配是才子佳人好还是天生一对好:天生一对好还是相伴到老好呢？

天生一对说的当下的美好，预计未来也会很好；相伴到老，后面两人很好，前面不知道怎么样。都有缺憾。非要选一个，我选相伴到老。你看看现在离婚率这么高，找到一个相伴永生的人多么难。本来洞房花烛，是要永结同心的，走到半路却是各奔东西，劳燕分飞，真是悲剧啊。过日子不是过以前的，是过以后的，我更看重后面的相伴到老。

真心在帮你，如满意请采纳！谢谢

天生一对好姻缘，一生一世不分离业人啥生肖

2、婚配是才子佳人好还是天生一对好:才子佳人是什么生肖？

才子佳人是生肖龙和蛇，龙和蛇最搭配，天生一对，最有魅力的生肖。

3、婚配是才子佳人好还是天生一对好:天生一对好姻缘，一生一世不分离业人啥生肖

4、形容男女般配的成语 如：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地造一双等 越多越好 谢谢

5、婚配是才子佳人好还是天生一对好:为什么说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是庸俗爱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才子配佳人说是的爱情，就如同电视剧大结局很多都是完美的

重复，不新鲜的东西就会被看成俗套，个人觉得关于爱情，没有庸俗的爱情，都是平凡的爱情，平凡的人，不平凡路。每天都上演着不一样的故事！

6、婚配是才子佳人好还是天生一对好:天生才子佳人配，只羡鸳鸯不羡 。出自谁的诗？

出自唐代诗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

卢照邻（约-约），字升之，自号幽忧子，汉族，幽州范阳（治今河北省）人，初唐诗人。卢照邻出身望族，曾为王府典签，又出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在文学上，他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以文词齐名，世称“王杨卢骆”，号为“初唐四杰”。有7卷本的《卢升之集》、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存世。

《长安古意》托古意而写今情，展现了当时长安生活的广阔画卷。在这篇七言诗中，诗人用传统题材写自身的感受，以铺陈的笔法，描称”正教三大高手之一“绘当时京都长安的现实生活场景，流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之情；写权贵阶层骄奢的生活及内部倾轧的情况，深寓讽喻之旨；同时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寂寥之感和牢骚不平之气，也揭示了世事无常、荣华难久的生活哲理。

天生才子佳人配，只羡鸳鸯不羡意思大致是：才子和佳人本就天生一对，只是羡慕能像鸳鸯一样携手同老，相伴终生。只要能这样，就算是能做天上的也不要。

7、人说有才气的男子都清秀文静而好清静，与文静姣好的女子为才子佳人匹配，两两相当如星伴月，是真好姻缘？

那也要看双方是否合适，姻缘这个事情很难说的，大家觉得合适，也可能他们自己觉得不行。

有才气的男子都清秀文静，而且爱好清静。为才子配佳人，这都是以文里的故事，现在人们都比较追求男才女貌，真正的有才华的男性还是比较受宠的。

现在又不是古代，有什么才子佳人啊！我觉得相爱的两个人，只要你们两个人感觉对了就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才子佳人的姻缘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往往开始是，很快就会进入柴米油盐的杂乱事中。

貌相合适，不一定匹配。两个人合适不合适，主要是脾气秉性与三观是否相合。貌相在别人眼中看着是金童，也不一定成为好姻缘。

以上就是与天生一对好还是相伴到老好呢？相关内容，是关于天生一对好还是相伴到老好呢？的分享。看完婚配是才子佳人好还是天生一对好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白居易属什么生肖?

意思是：那些人当时不识得可以高耸入云的树木，直到它高耸入云，人们才说它高。

出处：《小松》

原文：

《小松》

作者杜荀鹤?朝代唐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译文：

松树小的时候长在很深很深的草中，埋没看不出来，到现在才发现已经比那些野草（蓬蒿）高出了许多。那些人当时不识得可以高耸入云的树木，直到它高耸入云，人们才说它高。

扩展资料：

赏析：

这首小诗借松写人，托物讽喻，寓意深长。松，树木中的英雄、勇士。数九寒天，百草枯萎，万木凋零，而它却苍翠凌云，顶风抗雪，泰然自若。然而凌云巨松是由刚出土的小松成长起来的。

小松虽小，即已显露出必将“凌云”的苗头。《小松》前两句，生动地刻画出这一特点。自小刺头深草里──小松刚出土，的确小得可怜，路边野草都比它高，以至被掩没在“深草里”。

但它虽小而并不弱，在“深草”的包围中，它不低头，而是“刺头”──那长满松针的头，又直又硬，一个劲地向上冲刺，锐不可当。

那些弱不禁风的小草是不能和它相匹敌的。“刺头”的“刺”，一字千钧，不但准确地勾勒出小松外形的特点，而且把小松坚强不屈的性格、勇敢战斗的精神，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

一个“刺”字，显示出小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小”，只是暂时的，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必然由小转大。不是么？

而今渐觉出蓬蒿。蓬蒿，即蓬草、蒿草，草类中长得较高者。小松原先被百草踩在脚底下，可现在它已超出蓬蒿的高度；其他的草当然更不在话下。

这个“出”字用得精当，不仅显示了小松由小转大、发展变化的情景，而且在结构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出”是“刺”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凌云”的先兆。

事物发展总是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故小松从“刺头深草里”到“出蓬蒿”，只能“渐觉”。“渐觉”说得既有分寸，又很含蓄。

是谁“渐觉”的呢？只有关心、爱护小松的人，时时观察、比较，才能“渐觉”；至于那些不关心小松成长的人，视而不见，哪能谈得上“渐觉”呢？故作者笔锋一转，发出深深的慨叹：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这里连说两个“凌云”，前一个指小松，后一个指大松。大松“凌云”，已成事实，称赞它高，并不说明有眼力，也无多大意义。

小松尚幼小，和小草一样貌不惊人，如能识别出它就是“凌云木”，而加以爱护、培养，那才是有识见，才有意义。

然而时俗之人所缺少的正是这个“识”字，故诗人感叹道：眼光短浅的“时人”，是不会把小松看成是栋梁之材的，有多少小松，由于“时人不识”，而被摧残、被砍杀啊！这些小松，和韩愈笔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千里马，不是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吗？

杜荀鹤出身寒微，虽然年青时就才华毕露，但由于无人欣赏，以至屡试不中，报国无门，一生潦倒。埋没深草里的“小松”，不也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由于诗人观察敏锐，体验深切，诗中对小松的描写，精炼传神；描写和议论，诗情和哲理，幽默和严肃，在这首诗中得到有机的统一，字里行间，充满理趣，耐人寻味。

异端邪说是什么生肖

鼠。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严学章的代表作品

如所周知，关于王充其人及《论衡》其书，自古至今，研究、评说者，可谓颇不乏人。但谈到观点，却是见仁见智，多不相同。

关于王充其人，严格来说，记载并不很多。主要是由他本人所撰略带自传性质的《论衡》卷三○《自纪篇》（全文见《王充新八论》的《总论王充》）。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同前）虽有一些新材料，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辑本）也有一些零星记载，但由于与《自纪篇》所述不太吻合，一直颇有争议。而这种争议，往往涉及对王充个人的评价。譬如《王充传》称“充少孤，乡里称孝”。而《自纪篇》先云：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於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然后用了很多篇幅，盛赞自己如何从小贤良好学，长大圣洁不染。是故，唐刘知几很早就指出：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卷九《序传》）。到了清代，指责者更多。惠栋（《后汉书补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为著名代表。其中，王鸣盛所言最为直白，曰：《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案：充《自纪篇》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从个人德行上否定王充，在当时可以说已成潮流。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晖先生整理《论衡》，开始为王充翻案。他先据《御览》引《王褒集·僮约》注云：“汉时官不禁报怨。”再据桓谭疏称：“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怯弱，犹勉而行之。”最后为之辩曰：“是世风所尚，非可谓其意在诋毁也。”[6]但王充历诋父、祖，与两汉俗尚报怨，实际是两回事。黄晖先生所辩文不对题，自然难以受到学者重视。因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徐复观先生对王充进行全面批判，不仅对前述“乡里称孝”仍然怀疑，对范晔《王充传》及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关于王充“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屏居教授”、“谢夷吾推荐”等一系列记载，也都表示不可信[7]。尽管徐复观先生对王充的研究卓有成绩，被学者赞为“对于五四以来浅薄的理智主义之学风，也是一个有力的针砭”[8]，但我个人仍然认为：对《自纪篇》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全面推翻，恐怕不太妥当。即如“谢夷吾推荐”之后，“肃宗特诏公车征”，《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称“征士上虞王充”，也可与之印证。显然，并非《自纪篇》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都不可信。因为，《自纪篇》虽然略带自传性质，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其中存在省略是可以理解的。而研究王充其人，不能仅因个人德行存在问题，而连带一些含有褒义的个人记载也全都予以否定。因此，我个人认为：综合《自纪篇》及其他有关记载，结合前贤正反两方面观点，对王充其人进行研究，应该还有不少工作可做。

关于王充其书，也就是《论衡》，洋洋三十卷、八十五篇，与其人相比，也同样难以评判。前引《后汉书》本传说：（王）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箸《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虽然成于南北朝，但其材料均有所本。本传云云，反映的是汉晋学者对《论衡》的评判。尤其“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二句。东汉时期，经学昌盛，学者重视名物诠释。而《论衡》引事举例，或与通说不同（如武王伐纣、召公享年等），或于传世典籍无征（如以十二生肖配十二支等），形同“异端邪说”，在十分正统的东汉经学界，犹如空谷足音，自然容易受到学者的重视。同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载谢夷吾推荐王充有云：（王）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需要强调的是，此处名为推荐王充，实则推荐王充之书。谢夷吾可以说是《论衡》的最早知音。此后，还有汉末魏初的大学问家蔡邕、王朗，他们推崇《论衡》，也是因为书中的“异端邪说”。如同注又引袁山松《后汉书》云：（王）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其中，蔡邕似乎尤为欣赏。如同注又引葛洪《抱朴子》云：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此外，《抱朴子·外篇》还称《论衡》为“冠伦大才”，并用很多篇幅为之吹嘘，以及《论衡》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各类典籍广泛征引[9]，也大致肇因于此。然而，大家在竞相征引的同时，似乎都忽略了如下问题：《论衡》为何能够记载很多“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是否可信？

按：《论衡》为何能够记载很多“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是否可信？这关系到《论衡》原材料的来源及可信性，可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关于前者，我一直觉得，可以从地域方面寻找原因。譬如：王充为会稽上虞人。他的同乡、会稽山阴人赵晔，也喜欢“异端邪说”。《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下》本传云：(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赵晔的《诗细》，因为早已失传，内容不得而详。蔡邕既然以之与《论衡》相比，认为比《论衡》走得还远，似乎性质与《论衡》比较相近。赵晔的《吴越春秋》，基本保存下来了。我们知道：《吴越春秋》喜欢收集民间传说，内容颇近小说，而所记越国世系，也与《史记》多有不合，虽有元徐天佑作音注，对事迹异同作了考证，但其可信性仍有问题，与《论衡》有一定的可比性。《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将赵晔与王充并称，云：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也说明此二人属于同类。明人钱福撰《重刊吴越春秋序》云：《吴越春秋》乃作于东汉赵晔，后世补亡之书耳。大抵本《国语》、《史记》而附以所传闻者为之。元徐天佑……谓其不类汉文者，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观《儒林传》称其所著，复有所谓《诗细》者，蔡邕读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今《论衡》故在也，鄙俚怪诞者不少，则东汉末亦自有此文气矣[10]。钱福注意到《吴越春秋》来源“传闻”，而《论衡》也“鄙俚怪诞者不少”，二者可以进行比较，堪称颇具慧眼。但认为原因是“东汉末亦自有此文气”，却不太正确。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自战国驺衍传大九州之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书所载，皆出于燕、齐之域。盖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之影响。以其不易证明，姑置不论。但神仙学说之起原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故汉末黄巾之乱亦不能与此区域无关系[11]。陈寅恪先生认为燕、齐之域属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影响，堪称卓见。实际上，会稽也属滨海之地。不同之处是：燕、齐的海上交通和外来影响不易证明，会稽的海上交通和外来影响却是可以证明的。如：《后汉书》卷三七《桓荣附鸾子晔传》云：“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同书卷四五《袁安传附玄孙忠传》亦云：“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说明会稽与交阯（今越南）很早就有一条海上交通之路。此外，《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黄龙二年正月条云：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条记载可谓人所熟知。其中“夷洲”即今台湾，“亶洲”或以为即今日本。可见会稽与此二地很早也有海上交通之路。《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云：“会稽俗多*祀，好卜筮。”同书卷五八《臧》云：“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此类记载甚多，不赘举。可见会稽民俗较为特殊，同时亦属天师道发源地之一，称之受到外来影响，应该不是子虚、乌有。此外，滨海之地的人，由于大自然的关系，一般思想开放，敢于想象，而“异端邪说”也最易在这里传播。故王充《论衡》如此，赵晔《诗细》、《吴越春秋》也如此。就此而言，《论衡》中的“异端邪说”，其价值究竟如何，是需要重新进行评判的。

近代以来，《论衡》原材料的可信性既然受到质疑，学者就转而对其思想性进行研究。但关于《论衡》的思想性，学者的观点差别很大。《韩昌黎文集》卷一二有《后汉三贤赞》，三贤指在《后汉书》同传且都有著作传世的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三人。这是唐人的观点。前述金谷治先生则根据此三人的著作，将王符、仲长统列为东汉末的思想家[12]，而将王充列为“疾虚妄”的疑古家[13]。这是当今日本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古今观点已有很大不同。至于大陆普遍拔得太高，台湾徐复观先生矫枉过正，形成两个极端，本书（《王充新八论》）已有详细介绍，在此就不说了。如何给王充定位，还《论衡》以本来面目，成为新一代思想史研究者需要直面的课题。三邓红兄的本书分为“八论”，粗粗读后，感到确是“新”意盎然。作为本书最早的读者，希望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心得。

第一论为《王充总论》，是一篇集“破”与“立”、集回顾与前瞻的宏文，可以视为本书的总纲。该论先综合《后汉书·王充传》和《论衡·自纪篇》，对王充的生平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将《论衡》每一篇的宗旨，都与王充个人的遭遇相联系，说明王充的著述与其个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是前贤从未有过的新视角和从未提过的新观点。接着，又将大陆拔高王充的始作俑者，从前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追溯到领袖胡适。对胡适有关王充研究的理论缺口进行分析，指出胡适注意到王充“疾虚妄”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王充受“虚妄”等方面影响的另一面。又对王充详细系统的“命”论以及繁杂多义的“气”论进行分析，指出王充思想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大陆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值得商榷。该论最精辟之处，是将王充思想中的矛盾，譬作现代的辩论比赛。其言曰：我们知道，现代的辩论(Debate)比赛,通常是先确定一个题目,然后大家抽签，如果抽到“Yes”,就对该题目进行正面辩解，算是“正方”。如果抽到“No”的话就对题目进行反驳，算是“反方”。然后大家开始展开辩论。也就是说，辩论双方都确然不是谈的自己的真实思想，他们只不过是在与人“辩论”，或叫做“斗嘴”争胜负而已，旁观者不必当真。也就是说，在《论衡》中，此篇赞唯物，彼篇颂唯心，实际都是为辩论而设的题目，都不能代表王充的真正思想。我怀疑，王充的真正思想，与先秦的“名家”[14]，可能有着某种联系。当然，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必多说。

第二论为《“命”论在王充的哲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是本书最早完成的一篇论文，也是本书实际意义上的第一篇论文。接下来的第三论为《王充“命”论新议》，主要是对前论进行的补充。“八论”中有“二论”谈“命”论，说明“命”论在王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论衡》的前三卷十五篇，均属谈“命”的理论，所谓“命”论也确是王充哲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此“二论”认为：王充所说的“命”，虽然分门别类，含义非常广泛，如有所谓“吉凶之主”（即“运命”）、“自然之道”（即“天命”）、“适偶之数”（即偶然因素起作用的“命”）及所谓“国命”等，但一言以蔽之：“命”就是“天命”，其理论基础也就是所谓“天人感应论”。王充建立的以“疾虚妄”为主的批判论，也实际都是以“命”论为批判武器。我以为，明确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王充既然如此崇信“天命”，是一个纯粹的“天人感应论”者，那么，再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是否应该好好斟酌、斟酌呢？

第四论为《王充“气”论新议》，虽然也是本书较早完成的一篇论文，但却是屡经修改甚至几番重写并且与前二论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篇论文。因为，关于王充所说的“气”，在大陆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是基本的甚至是永恒的物质元素，是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的重要依据。该论则认为：王充所说的“气”，实际上与汉儒所说的非物质的“阴阳”、“五行”之气没有本质的区别，原来就是一个概念。如果说王充的“命”论是“体”，则王充的“气”论就是“用”，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我以为，这种解释，是目前最新的解释，也是最为妥当的解释。因为，王充既然属于汉儒之一分子，他的思想本就不可能脱离汉儒的藩篱和窠臼。以前的研究者，既不得不承认王充属于汉儒之一分子，又尽量想将王充的思想与汉儒区别开来，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自圆其说。

第五论为《王充“颂汉”论新议》，是一篇对王充思想研究最大“盲点”进行彻底曝光的重要论文。我们知道，过去对王充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先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然后再在《论衡》中寻找有利于这个标签的证据。这种研究方法，必然产生了很多视而不见的“盲点”。而在《论衡》中占有三分之一篇幅的“颂汉”论，成为了其中最大的“盲点”。该论认为：王充的“颂汉”论，与前贤给他贴的另一个“反体制主义者”标签，可以说格格不入。王充“颂汉”的目的有三：一是为当局尽“臣子”之责，二是为自己邀功、求赏、求进，三是为抬高《论衡》的价值。王充的“颂汉”，有两个手法：一褒一“疾”，一破一立。褒指以褒扬之“立”论直接“颂汉”；“疾”指以批判之“破”论来立“颂汉”之论。王充的“颂汉”论与董仲舒的《天人对策》堪称双璧。二者均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董仲舒推行的是“灾异谴告论”，王充推行的是“符瑞奖励论”，相辅相成，异曲同工。我以为，王充对当局近于肉麻的吹捧歌颂，属于汉儒的一种“异化”。本来，儒家讲究“用世”，著书立说，献计献策，无可厚非。但儒家并不提倡“歌德”，因为“歌德”到了极致，国家已是大大的太平盛世，儒家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就没有了。象王充这样的“颂汉”，为汉儒所仅见，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第六论为《王充“疾虚妄”批判论新议》，是一篇对王充思想最有“亮点”的所谓“疾虚妄”进行彻底揭露的重要论文。我们知道，王充本人将其“疾虚妄”看得很重，曾云：“《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也。”（《论衡·佚文篇》）但王充为何要“疾虚妄”？他所“疾”的“虚妄”究竟是何物？却似乎未见有人全面归纳和总结。该论认为：王充所以要“疾虚妄”，与他个人的遭遇及思想均有关系。他所“疾”的“虚妄”，主要有古今“不认命”论、汉儒“今不如昔”论及世俗“迷信禁忌”等。其中仅“疾”世俗“迷信禁忌”部分值得肯定，而“疾”古今“不认命”论和汉儒“今不如昔”论，实际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命”论和“颂汉”论。不仅如此，在所谓“疾虚妄”过程中，他不懂得儒家的许多政论性说法，由于现实政治的恐怖性，都是采用隐喻的方式表达的。譬如：儒家美言古代，是为了讽喻批判现代；说古代君王神圣、臣子贤良，是想说现代的皇上不好、臣下有问题。等等。王充不懂得儒家的良苦用心，反而对此大加批判，是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纯儒，而只是一个学了一些文化的官吏。我以为，这个结论，与我在前文所说王充的所作所为，属于汉儒的一种“异化”，是较为相符的。

第七论为《浅析王充的“鬼神妖”论》，是一篇对王充思想另一“亮点”的所谓“鬼神妖”论进行分析、评判的专门论文。我们知道，王充所说的“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论衡·论死篇》），是大陆学术界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无神论”标签的重要依据。但王充是否真的“无神论”者，还需要对其所谓“鬼神妖”论进行具体的分析、评判。该论认为：《论衡》探讨“鬼神妖”，主要限于《论死》、《死伪》、《纪妖》、《订鬼》四篇。前引王充对鬼神的批判，仅限于开头的《论死篇》，在后来的《死伪》、《纪妖》、《订鬼》三篇中，王充对鬼神乃至妖怪，并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具体而言，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鬼”的概念，一般有两层意思：一是人死为“鬼”，一是万物之精灵为“鬼”。而王充只反对人死为“鬼”，不反对万物之精灵为“鬼”。王充反对人死为“鬼”，与他反对“厚葬”有密切关系。王充不反对万物之精灵为“鬼”，则与他推崇“气”论有直接联系。因而，称王充为“无神论”者，是有问题的。我以为，这种分析、评判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儒家是不谈鬼神的。我们都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还知道：“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但很少有人把孔子封为“无神论”者。因为孔子是不谈鬼神，并没有说不信鬼神。王充尽管不是一个纯儒，但仍为汉儒之一分子，注定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第八论为《王充“天地”论新议》，是一篇对王充思想中的“天地”论亦即世界观进行分析、探讨的专门论文。我们知道，王充所说的“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篇》），是大陆学术界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的另一重要依据。但该论认为：汉儒所说的“天”，一般都带有多种含意。如董仲舒所说的“天”，至少有着“神学”之“天”、“精神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等几个方面的意义[15]。王充所说的“天”也是如此。王充的“天地”论，至少有两种含意：一种是具有自然或天文学意义的“天地”论，一种是具有哲学或神学意义的“天地”论。关于前一种含意，确实可以称为“唯物主义”。而关于后一种含意，则只能称为“唯心主义”。我以为，这种分析、探讨也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儒家都相信所谓“天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而如所周知，这里的“天命”之“天”，都不是自然或天文学意义的“天”，而是哲学或神学意义的“天”。如前所说，王充尽管不是一个纯儒，但仍为汉儒之一分子，注定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综上所述，可以感到：本书对于王充其人及《论衡》其书，所作的多方面的探讨，既没有先入为主，随波逐流，也没有傍人篱壁，拾人涕唾，而都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完成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十分难能可贵。但对大陆王充思想研究的固有模式，进行的完全、彻底的冲击和否定，学术界会作出如何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不过，我深信：真理就是真理！我愿以此与邓红兄共勉！

古代历史抓鬼的钟魁是什么生肖？

一、横行不霸道

“横行不霸道”是严学章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蟹派艺术的灵魂和精髓所在。它最初被作为一种学术理念为严氏私用，当蟹派艺术形成一种体系后，它成为蟹派艺术的重要理论支，目前，它所反映的思想力已超越了蟹派本身，成为触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所有追求个性和创造性人们思维神经的艺术载体。从思想性而言，它是儒家“和而不同”中庸思想的升华，它所表现的思想是“不同而和”，具有当代性。从艺术性而言，它是蟹派艺术极为形象生动的概括和总结，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创作时的不同跋文，真实地记录作者人生和艺术的心路历程。郑板桥“难得糊涂”四字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严学章决意以毕生的精力打造五个字——“横行不霸道”，努力使该作品走进艺术史。

二、中华全家福

《中华全家福》由严学章首创，系蟹派艺术代表作品。将十二生肖的不同造型和谐地揉和在一起，并辅之以美文题跋，寓意中华民族大家庭幸福团圆、和谐向上，可谓雅俗共赏、美不胜收。作者自撰的龙门对联：你属什么，我属什么，无论属什么，血脉属华夏；祖在哪里，宗在哪里，不管在哪里，根本在中国。这幅创新的艺术作品，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还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现并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家庭的主题相关链接：

2006年元月5日，《中华全家福》首次在北京生肖文化节亮相，即成为文化节展会上的亮点，在当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上播出。

2005年大年三十，央视新闻联播播放了《中华全家福》和生肖狗。

2006年3月，紫光阁国礼艺术研究院将《中华全家福》复制成礼品送由外交部作为国礼，成为党和国家***馈赠国外元首和友人的国家礼品。

2006年5月，麦隆食品公司将《中华全家福》改造成月饼包装，注册了“国礼月饼”系列商标，在市场热销，严学章被聘为该公司“国礼月饼”的形象代言人。

2006年11月，国家工商联举办的华商文化节，组委会收藏了严学章用《中华全家福》创意的《华商同源图》，受到与会华商的高度评价。

2006年11月，《中华全家福》与张海、文怀沙、娄师白等10位书画名家的作品一起搭趁神舟七号返回式实验卫星遨游太空15天。

2006年12月，中国邮票博物馆和国家邮票总公司出版发行了严学章《中华全家福》及贺岁生肖猪小本票。

2006年大年三十，央视新闻再次播放了《中华全家福》。

2007年4月，应东盟石油论坛组委会之邀，《中华全家福》赴泰国帕堤亚展出受到好评，共销售作品350万泰铢，其中严学章的一套12生肖作品以150万泰铢成交，创当时严学章作品销售最高价。

2007年6月8日，圆明园流散文物首归仪式上，严学章作为被特邀的十位画家之一，以《中华全家福》创意的《情系圆明园》，被圆明园收藏，成为回归仪式上的一大亮点。

2007年6月19日，全球华侨华人共建和谐世界促进中国和平统一（2007布达佩斯）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华全家福》被列为大会主题画，严学章被推选为全球华侨华人书画家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形象大使。

2007年6月，由严学章作词，中国流行音乐协会会长付林谱曲，海政歌舞团著名男高音孙维良演唱的《中华全家福》歌曲面世。

三、家庭全家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肖组合）

《家庭全家福》系严学章首创，在当代画坛具有艺术的独创性和唯一性。将一个家庭成员的生肖属相以抽象的图式水墨描绘得生动传神、和气以团，并配以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美文题跋，充分反映了中华儿女祈福纳祥、幸福团圆、美满和睦、子孙富贵的民族家庭理念，一经问世，备受广大民众的追捧和喜爱。《家庭全家福》被誉为“每个家庭都需要的画，每个朋友都可以赠送的画，给每个家庭每个朋友带来吉祥和温馨的画”。

《家庭全家福》的独特创意使它赢得了广泛的市场。在北京大属相文化传播中心组织的对蟹派艺术的市场调查中，《家庭全家福》被评为蟹派艺术最受欢迎的艺术品。2005年初，严学章归一于深圳弘法寺主持本焕大师门下，本焕大师当看到严学章创意的《家庭全家福》，即对其洗礼开光加持。“天皇地皇人皇保佑，福禄财禧齐进家门”，面对这样的祝福，任何人都没有拒绝的理由。

四、生肖十二屏

中国画的核心是笔墨，严氏生肖画也不例外。而严氏“图式水墨十二生肖”的笔墨支撑有三：螃蟹体书法、水墨的人文传统和卡通的现代智慧。一般来说，这种现代的水墨图式适用于斗方式样，而善于将传统与现代打通的严学章却另辟蹊径，创造性地以条屏形式表现了一组生肖图式，取名《生肖十二屏》。在这组画里，严学章根据构图的需要分别将生肖图式置于条幅的上端、中端和下端，使整体布局错落有致，统一而有变化。每一条幅都以螃蟹体书法长跋题之，所题跋文字也根据总体的布局经营位置，宽可走马密不透风，与生肖画协调一致，屏与屏之间又浑然一体，呈现出一派洋洋洒洒春风拂柳般的气象。这组生肖画充分展示了严学章书法上的深厚造诣，是严氏图式水墨生肖的一种另类的表现式样，在蟹派艺术收藏中具有独特价值。

五、生肖十二拔

如果把严学章的生肖画比做一个股份公司，可以分成三股：一股在画，一股在跋，一股在画外。他立足于现代人的生活万象，以生肖为载体，有感而发，以嘻笑讽喻的方式来抒写自身心胸情愫，在亦文亦野的行文中暗藏机锋，把生活的酸甜苦辣及诙谐幽默全挖出来，这种鬼气兼才气般地点化生活的功夫，虽然信手拈来，却能入骨入髓，点到他人的痒处和痛处，使人眼睛一亮，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然后在你的胸际久久徘徊。《生肖十二跋》的深刻处在跋，画翁之意不在画，在乎画外的思想哲学。

统观整组画，画面主体似已显得不那么重要，除了构图和一些笔墨意趣之外，它仅仅充当画家思想的载体，思想隐藏于“螃蟹体”书法文字之中，成为解读作品的密码。这些年来，严学章正是凭借他画中的思想之剑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收藏者，他们在收藏严学章的生肖画的同时，更难得的是收藏了一种思想。画总是有形的有价的，而思想却是无形的无价的。业内人士认为，严学章成套的生肖十二跋，增值潜力巨大。

六、贺岁生肖

根据一年一个生肖的中国式的记年方式，严学章在生肖画创作研究中，首次提出了“贺岁生肖”的概念，又根据中国人用挂历台历的习惯，严学章又打造了《贺岁生肖》的生肖画品牌，一月一个生肖，加上封面共，这样为收藏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收藏品种，每年一个生肖，每年都有一套《贺岁生肖》，每年严学章的生肖画创作都有新的亮点，每年收藏界对严学章都有新的企盼。

从狗年开始，严学章首次推出了《贺岁生肖·狗》、《贺岁生肖·猪》、《贺岁生肖·属》、《贺岁生肖·牛》、《贺岁生肖·虎》、《贺岁生肖·兔》……。造型各异的当年生肖，关于当年生肖的题跋文字，将现实社会万象以及严学章对当下生活的感悟都以生肖为形式，以题跋为载体，充分而又深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移动总公司、中信银行、麦隆公司等机构连续多年做成挂历台历发行，中国邮票总公司、北京市邮票公司分别制成邮票、邮品、首日封等发行。

贺岁生肖·兔

七、蟹体书法

蟹体书法是蟹派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图式水墨生肖技术上的重要支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严学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语言，即蟹体。蟹体最集中最突出地反映在其大草创作上，“点画粗阔，造型扭曲，构图奇险，视覚怪诞；白处一片白白，墨处墨胆包天；其势如裂石破土，其形如醉汉过招，看他的字如看钟馗驱鬼，令胆大者增勇，胆小者掩面”。昔板桥创六分半书、金农创漆书、陆维钊创蝙蝠体，这里的严学章独创蟹体，加之其蟹文、蟹论、蟹画，共同构建了蟹派艺术体系。如果把蟹体理解为画螃蟹则是一种误读，蟹体所具有的艺术特性在于：第一，它是一种意象，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不能作具象的理解和观照；第二，它是一种区别他人的个性化的笔墨语言；第三，它与严学章在学术上的追求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第四，在严学章的书法作品里（特别是大草），确确实实依稀可以感觉到有螃蟹横行的意趣；第五，它与严学章“横行不霸道”的学术理念和“思想批判与友善待人分立”的处世原则互为表里。有趣的是，时不时有人要严学章画螃蟹，严学章断不会成为画螃蟹的人，倘若这些人读了严学章的著作，便会大悟：蟹体也，螃蟹横行之精神是也。收藏蟹体，收藏的是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

民间流传甚广的钟馗捉鬼图，来自《逸史》记载的一则故事。此图因画的是钟馗捉拿邪鬼的形象，使人认为含有趋吉避凶之意，故多喜之，逢年过节经常购买，挂于家中。

其实，钟馗并非是人的名字，而是一种菌名。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服器·锺馗》》：“《尔雅》云：‘钟馗，菌名也。’《考工记》注云：‘终葵，椎名也。’菌以椎形，椎以菌形，故得同称。俗画神执一椎击鬼，故亦名 钟馗 。好事者因作 钟馗 传，言是未第进士，能啖鬼。遂成故事，不知其讹矣。”钟馗源于仲葵，本是一种植物的名称，属于一种椎形菌类。椎本是一种敲打器物的工具，可作武器用，于是，有人便借用其谐音，编出一个手执椎形仲葵打鬼的钟馗。因故事讲的是专门捉拿凶邪恶鬼，很符合人们的心理，故受到欢迎。这样，菌类仲葵便变成；了打鬼的钟馗，一个植物的名字也就变成了捉鬼英雄的名字了。

民间悬挂钟馗图，原来都在除夕，然而如今，却是在端午节画钟馗，或赠人、或自挂。这种改变源于乾隆二十二年，那年因瘟疫死了不少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将钟馗请出来施威捉鬼，此后逐年相沿成俗。

岁月悠悠，钟馗这个“驱魔大神”绵延至今，经久不衰。启功先生的《题钟馗骑驴小景》，写得风趣而富有时代感。漫画家方成画过一幅钟馗图：钟馗靴帽整齐，双手袖于袍内，以石为枕，卧眠于地，并题五言诗道：“春眠不觉晓，鼾声惊飞鸟。人间鬼太多，钟馗累坏了”。讽喻极为深邃。北京的青年画家周旭画了钟馗专辑并蒙他送我一本。画集内的钟馗极为传神并得到不少开国元勋的共鸣——“此公不可少”。看来现代人更需要钟馗。

《钟馗嫁妹》故事中，讲到他是唐朝时一位出身贫寒的书生，自幼饱读诗书，才华出众。然而他相貌奇丑无比，丝毫没有读书人那种风流倜傥的儒雅气质。也就是因为这丑陋的相貌，使他在科举考场上遭受歧视。

钟馗凭借过人的才华，一路过关最终考到殿试。但这位唐明皇偏偏无法容忍钟馗的丑陋，大笔一挥，儿戏般的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十年寒窗之苦，瞬间化为乌有。性格刚烈的钟馗于是选择了死……

这个故事的最早版本见于宋朝博物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的《补笔谈》，与今天故事稍有不同。

那次考场冤案后不久，唐明皇身患重病，梦中总被小鬼骚扰，无法安睡。一天深夜，他梦见一个小鬼偷偷潜入宫中，盗走自己心爱的乐器，还在宫中狂呼乱叫。懊恼间，唐明皇忽见一个蓝衣身影从天而降。一把抓住小鬼，撕扯一番吞下肚去。唐明皇惊醒过来，怪病从此不治而愈。回想梦中蓝衣人，就是那位丑陋的书生钟馗。于是请画家绘制钟馗神像，悬挂皇宫内外以求祛邪保平安。自此钟馗名声大噪，成为名扬天下的捉鬼大神。

北宋以来，几乎所有的钟馗故事都与此相类似。那么这个流传了近千年的故事有多大真实性呢？先来看钟馗其人。

我们参阅了唐代的历史文献，在所有唐代的官方文献中都没有找到钟馗这个人名。关于类似的考场冤案也没有一字一句的记载。

唐代有关唐明皇李隆基的奇闻轶事多有记载。可是也没有发现钟馗梦中显灵为唐明皇治病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考察科举制度的发展历史，唐明皇不可能主持殿试考试。因为殿试考试制度，是一百多年以后才由宋太祖赵匡胤一手创立。

如此说来，钟馗其人以及他死后成神的故事很可能是宋朝以后才被虚构出来的。但这个故事至少有一处是真实的，那就是在唐明皇时代，钟馗已经是声名显赫的捉鬼大神。

《全唐诗》里收录了这样一首诗，名为《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作者是唐明皇时一位宰相，名叫张说。诗中说感谢皇上赐给自己的钟馗神像和历日表。后来的大诗人刘禹锡也曾写过类似的诗篇。由这些唐人诗句不难看出，作为神钟馗在唐朝时已是声名赫赫，张挂钟馗神像成为上层社会流行的年俗。

可是钟馗到底是怎样的身世来历，又是如何走上神坛，诗中并未解释。

这或许就是宋朝以后人们虚构钟馗成神故事的原因：宋朝时钟馗也是名声显赫一如唐朝，可是人们无法解释他的来历。而从流传下来的诗和钟馗画像来判断，早在唐明皇时这种风俗就已经兴起。于是人们引入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唐明皇，并虚构钟馗读书人身份和冤死后显灵成神的故事，来解释钟馗的来历。

那么唐明皇赐给大臣的又是怎样的钟馗神像？为什么宋朝人据此判定钟馗的读书人身份？我们能否从那幅神像中探知钟馗的真实来历呢？

有记载唐代的画圣吴道子是第一位擅长钟馗画的大师，虽然他的钟馗像画作现已失传，但北宋时还有人在皇宫里见到过。北宋鉴赏家郭若虚，详尽描述他所见吴道子的钟馗像真迹。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中写道：“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革敦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

所谓“衣蓝衫”的蓝字与褴褛的褴字同义，是破旧的意思，也就是身着破烂的衣衫。“腰笏”是说腰带上别着笏，是大臣上朝时手中持的木质礼器。“巾首而蓬发”则是描写他儒生身份和落魄的仪表。从北宋书画鉴赏家郭若虚对吴道子的钟馗画描述来看，钟馗的确是面目丑陋，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形象。

这是现存年代最早的钟馗画像，是五代时期人物画家石恪的作品。钟馗形象一脉相承，始终是贫寒的读书人形象。

看来从早期画像里，还是无法找到钟馗真实来历的蛛丝马迹。

也许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民间社会中的钟馗形象。

要想探知钟馗的真实来历，还要把目光转向民间。然而在唐朝的史籍文献中，对于民间钟馗形象的记载却是一片空白。

1900年，敦煌。一位王姓道长偶然发现在唐代写本经文当中，有一篇提到钟馗。篇名为《除夕锺馗驱傩文》。文章大意说：在一种叫做傩的仪式中，钟馗钢头银额，身披豹皮，用朱砂染遍全身。带领十万丛林怪兽，四处捉取流浪江湖的孤魂野鬼。

看来在唐代民间还有另一种钟馗，与上层社会流行的书生形象大异其趣。所谓的傩，到底是怎样一种仪式，钟馗又在其中担当何种角色？他的起源是否与这种仪式紧密相关呢？

翻开《新唐书》我们可以读到有关傩的记载。《新唐书·仪礼志》中详细记述了一次皇宫里举行的傩仪式。从《仪礼志》中记载来看，虽然仪式的名字都称为傩，但宫中的傩和敦煌《钟馗驱傩文》里的傩还是有着显见的差别。首先是规模的不同，其次是在国家典礼中傩舞的领头者是方相氏，而并非敦煌驱傩文里的钟馗。

为什么同是唐代的傩，却有着如此的差别？这是因为在唐代，的确存在着两种傩；一种是官方主持的傩称为宫廷傩或国傩，另一种流行于民间，称为乡傩。

这种差别不仅在唐朝，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

敦煌出土的《钟馗驱傩文》是最早钟馗出现在傩仪式中的记载，从唐代以后一些风俗志和诗歌里的片断文字描述来看，也只有在乡傩中才能见到钟馗的身影。

幸运的是，这种古老的乡傩仪式，现在还能看到。江西省萍乡市石洞口村，以傩舞远近闻名。村民们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唐朝时迁居到这里的中原人。傩舞也就是那时从中原带来，祖祖辈辈一直传到今天。

傩舞里最活跃的角色就是钟馗。由于他频繁出场，又是场上绝对的主角，所以有时候人们也直接称傩舞为跳钟馗。与唐朝的傩仪式稍有不同，这里的钟馗已不是身着豹皮，而是一副将官打扮，手下的十万丛林怪兽也简化成四员副将。但他在仪式中的职能并没有变，仍旧是捉鬼。

一旦仪式开始，傩舞艺人就立即采用这样的步法。而这步法透露钟馗的真实身份。这步法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称作禹步，是大禹行走的步法。

一千七百年前，晋朝的道教学者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了这种步法。传说大禹在治水时两腿受伤,行走时只能碎步向前挪移。但人们感激他治水的恩德，并不视之为缺陷，反而因其与众不同而视为神圣的证据。

那么钟馗采用这种步法的由来也就可以作如下推想：大禹所处的时代是氏族社会，氏族首领又往往身兼巫师的职务。所以他所主持的祭祀仪式，也因为这种特殊步法而显得与众不同。后世的巫师沿袭了这种步法，既为了纪念大禹，也为了增加仪式的神秘性，就称其为禹步。

这种推测有没有道理呢？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跳钟馗傩舞是古代巫术活动的一种，而且的确起源很早，甚至比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要早，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从早期岩画石刻和陶器上的图案来看，早在文明诞生之始，具有巫术色彩的祭神仪式就已出现，而傩舞很可能也是那时相伴而生。

钟馗嫁妹

传说钟馗有个同乡好友杜平，为人乐善好施，馈赠银两助钟馗赴试。钟馗因面貌丑陋而被皇帝免去状元，一怒之下，撞阶而死。跟他一同应试的杜平便将其隆重安葬。钟馗做了鬼王以后，为报答杜平生前的恩义，遂亲率鬼卒于除夕时返家，将妹妹嫁给了杜平。这就是著名的“钟馗嫁妹”。“钟馗嫁妹”成为古代绘画和戏剧的一个重要题材，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