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窑青花十二生肖小碗_民窑青花碗价值

1.罗文波的青花陶瓷

潮州瓷器

中国广东潮州及附近县镇所产的瓷器。潮州市位于广东省东陲潮汕平原的韩江两岸，历史上是瓷器的主要产地和出口地。市郊有飞天燕瓷土矿，资源丰富，品质优良，构成了潮州瓷器发展的基本条件。

唐代潮州已生产青白釉瓷器。宋代，城东的笔架山水东窑生产规模更大。明、清时期，主要产地在枫溪，相继有彩瓷出口，至康熙年间更具规模。1915年，潮州彩瓷在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奖。1950年以后，生产规模继续扩大，质量迅速提高。1986年潮州瓷器分别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金杯奖、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质奖和保加利亚国际博览会金质奖。潮州已成为包括采矿、陶瓷生产、陶瓷机械制造、陶瓷科研与教学在内的陶瓷综合产区。

潮州瓷器瓷质纯净、细腻，釉色有白、青、影青、黄、酱色等。瓷制品包括日用瓷、艺术陈设瓷、建筑及工业陶瓷，其中以艺术陈设瓷著称。瓷塑、通花、瓷花是潮州市枫溪镇独特的高级艺术品。瓷塑人物、动物、盆景构思巧妙，立意新颖，工艺精细，造型大方，线条优美。这些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工艺瓷也称作美术瓷，潮汕的工艺瓷有两个种类，一种是瓷塑，一种是彩瓷。

瓷塑在潮汕的起源，可以追溯得很久远。1976年，揭阳新亨出土一个骨灰罐。罐有盖，盖顶塑一朵莲花。罐的正面有长方开门框，门楣有桃花浮雕纹饰，门两边塑着武士装束的门神，戴盔披甲，持斧执剑，眼圆嘴方，神态威武。门框两侧罐腹各贴一条盘龙，龙背上方分列十二生肖神像，着袍执笏，躬身而立，龙和神像都是高浮雕。罐足为三层仰莲浮雕。这个骨灰罐，《揭阳文物志》说是南朝时期的产品，时间可能定得过早。佛山、南海、新会等地出土过不少同类器物，造型装饰，都与揭阳的这个骨罐相似，是唐代佛山窑的产品。韶关唐代张九龄墓出土的十二生肖陶俑的造型，与此罐十二生肖神像也相同。这个骨罐，应该是唐代的制作。这个罐的装饰，已经包括了潮汕近现代瓷塑人物、动物和花卉三个类型。不过，骨罐为陶质，也不一定是本地产品；真正可以算得上潮州工艺瓷塑的，年代最早应该是笔架山窑产品。

宋代笔架山窑的瓷塑，有捏塑和雕贴两类。除了为炉、壶、盂、罐一类日用器皿装饰之外，作为观赏瓷器制作的，还有西洋狗、狮子、人像和佛像。现在收藏在潮州市博物馆的一批宋窑西洋狗，头大身短，双耳圆而垂，神态各异。制坯的艺人捏、雕兼用，手法极简练而能传神，造型技巧相当高明。该馆收藏的另一件宋窑瓷塑，是被命名为“麻姑献寿”的妇人像。人像作半跪姿势，双手抱罐，体型健壮，面容饱满。睑和手部用很明净的线型塑出，略带图案化，却准确而生动。衣服的褶纹简单而自然。从这些佳作看，宋代潮州窑瓷塑的工艺水平不低。

但是，宋代潮州窑的瓷塑工艺，与晚清以来潮汕的瓷塑工艺，并没有传承关系。随着元代笔架山窑口的废弃，明代海外贸易和佛教信仰的衰退，瓷塑在潮汕近乎绝迹。到清代同治年间开始复兴。但当时的潮州瓷塑，以佛像和小型的动物玩具为主，而且使用印模生产，带着浓厚的商业色彩，工艺水平不高。一直到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以潮州枫溪为代表的潮汕瓷塑才真正复兴，出现一批瓷塑艺术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枫溪瓷塑，以仕女人物和堆塑通雕花篮、贴花通雕花瓶最有特色。

枫溪瓷质地细腻，色泽洁白，宜于塑造仕女人物。艺术家们利用这一特点，精心设计、着意雕琢，所塑造的仕女人物造型娇俏婀娜，线条明快流畅，釉彩莹润洁雅，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枫溪的仕女人物瓷塑，轻盈精巧，体现出一种阴柔的美，一种秀美。它是否也在某一个角度上，体现了现代潮汕文化的性格?

堆塑通雕花篮和贴花通雕花瓶实际上只是一种类型。它吸收了潮汕其他民间工艺美术——例如木雕和石雕的携刻镂空手法，制成通雕花瓶或者花篮，再堆贴用装饰土制作瓷花，烧制而成。枫溪堆塑通雕花篮，以1979年制作的大型作品“春色长在大花篮”为代表作。这件作品高1．2米，直径80厘米，玲珑通透的通雕花篮中，堆塑了600余朵缤纷盛开的瓷花，瓣薄如纸，芯细如丝，色彩淡雅，如春色宜人。1982年，花篮送到德国展览。参观者无不惊叹这件作品的巧夺天工，称誉它是“永不凋谢的鲜花”。现在，“春色长在大花篮”作为地方特色工艺的代表作品，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内。

彩瓷指用彩绘对瓷器进行装饰，有釉上彩、釉下彩、粉彩等形式。潮汕彩瓷用于餐具、茶具这些日用瓷的装饰，但更能体现其特点的，还是花瓶、壁挂、立屏一类高档陈设瓷器的制作。

潮汕彩瓷的产生时间还很难明确断定，只能约略说这是清代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工艺。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初期，潮汕的瓷窑生产的基本上是碗、盘等日用青花瓷器。民间艺人摹仿中国水墨画的技法，用毛笔蘸着青花色料，在瓷坯上绘画花卉、山水、人物、鸟兽，题写诗词，配以锦纹、菊瓣、缠枝花一类花纹。青花瓷器的生产，为彩瓷工艺的发展积累了必要的技巧经验。到清代中叶，潮州制瓷艺人开始生产彩瓷。潮州彩瓷引进了江西景德镇的三彩、五彩、粉彩和广州的积金彩等技艺，并从本地其他民间工艺种类吸取营养，逐渐形成自己清新鲜丽的特色。

潮汕彩瓷按彩绘形式的不同，大体可以分成诗画、开光、满彩和金地万花四个大种类。诗画式，是在白地瓷器的一方器面上绘画，而在相对的另一个面题写诗词。诗情画意，相映成趣。开光式即在器型的主要部位空出一飞寸或多个白瓷面，白瓷面采用亚字形、果形、花形、瓶形、鱼形、书形或者扇形的形状，称为开光。开光瓷面，绘以书画，它的外围，则用不同色彩的锦地纹饰或图案花边衬托。满彩多用于大件花瓶的装饰。它的特点，是用均匀、饱满的构图，在瓶坯上绘满纹彩，不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观赏。金地万花则在瓷器正中部位绘上主要图样，图样周围加满陪衬纹饰，再填上金地，将整个瓷面完全覆盖。金地万花具有色彩鲜艳、富丽堂皇，构图匀称而主次分明的艺术特色。

到清末，潮州彩瓷业发展较快，府城和枫溪一共有彩瓷作坊二十多间，从业艺人有三百余人。潮州的彩瓷工艺完全成熟，它接近于广彩，又具有自身特色，南洋商人在订购中国瓷器的时候，把它称为“潮彩”，以示与广彩有所区别。这一时期，潮彩的名师和精品也出现了。宣统二年(1909)，潮彩艺人廖集秋创作“百鸟朝凤”盘，许云秋、谢梓庭创作的人物盘碗，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上都获得了好评。80年代以来，潮汕彩瓷工艺更上一层楼，作品连连获奖。最骄人者，有广东省潮州市彩瓷总厂研究所集体制作的“堆金牡丹花鸟三百件天球花瓶”。这件作品采用潮彩勾勒、洗染、填色技法和釉上堆金工艺，二次烧制而成。瓶颈和瓶脚用满彩花纹图案装饰，瓶体用工笔描绘出8朵怒放的牡丹花，叶绿花红，花枝上，白头翁栩栩如生。花和叶的边缘用金线条堆起。整个花瓶，清雅与繁富，淡远素朴与金碧辉煌，是那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赏心悦目，富有浓厚地方特色和较高艺术欣赏价值。在1986年莱比锡世界春季博览会上，这件潮州彩瓷代表作获得了金质奖章.

罗文波的青花陶瓷

没有青灰底上的浓褐色青花。象耳瓶一般是元末明初才有的。

据粗略统计，全世界收藏的元青花典型器，目前大致为300多件。流散在中国本土以外的“总共不过200件左右”（日本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年版）。这些元青花分别藏于“英国、法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阿曼、日本、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其中，以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寺院“收藏最多，前者收藏70多件，后者收藏30多件。国内收藏有120件左右，且大部分是1969年以后陆续出土的”（吕成龙《元代青花瓷器识鉴》，2004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

然而近年来，市场上的元青花却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地出现。有些藏家，两三年里就可寻觅到“正至型”元青花数十件。台湾一位收藏家手中的元青花，简直富可敌国，在其2004年年底出版的16开豪华本图案中，各式元青花精品总数达270余件，远远多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所藏。而市面上类同“大卫德瓶”的标准器，据2004年第5期《收藏家》介绍：“投送与‘至正型’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同类器物的稿件纷至沓来，天津、陕西、大连、苏州都有投稿，据目前所见，已出现五对同类瓷瓶（图4）。这五对瓷瓶看与‘至正型’标准器完全相同，区别只是颈部有铭文或没有铭文（闪淑华《祁门古陶瓷厂与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其实，从看，笔者认为这类貌似大卫德瓶的“至正型器”，在纹饰上的漏洞还是可以找见的。例如，该瓶颈部蕉叶的边线，被画成几乎呈对等的双边线、且双边线内留白；主题龙纹的颈脖竟粗壮如蛇，有别于元龙的细颈、细脖特征。这些，明显属于破绽。至于上文中提到的五对“大卫德瓶”，爱好者手中实有数字远不止这些，因为更多“大卫德瓶”的持有者，对拥有超级藏品则秘而不宣，怀着所谓“闷声大发财”的心理。

元青花为何失踪

目前，有关元青花的讨论非常红火。让诸多有识之士大惑不解的是，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么一大笔珍贵遗产，炎黄子孙以前怎么就视而不见，还要有劳外国学者来指教，其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这都是明太祖惹的祸，由于洪武皇帝当时采取高压手段，竟使明清两代近30个皇朝的臣民、乃至我们父辈，在以往600年里，只知有明青花而不知道有元青花！

中国历史上，秦朝时曾出现过“焚书坑儒”闹剧，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发生过“破四旧”悲剧。那么，在明代立国之初的华夏大地上，是否有过类似的愚蠢行为？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无数事实表明，曾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誓言蛊惑人心的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对于蒙元文化的载体元青花必定大开了杀戒，而且当时的声势、“万众响应”的轰轰烈烈程度，很可能一如文革时期我们所经历过的“革命”运动，亦是那般波澜壮阔。这样说，基于以下几方面既成事实：一、自明朝建立后，元青花为何只存在于地下、存在于天高皇帝远的国外，而中华大地（地面）上则无影无踪、几乎不见传世品。二、皇宫内承传有序的汉唐至宋元的各式名瓷中，为何独独没了元代青花，若不是明太祖下令剿灭又有谁敢；若不是发生过全国性的惊天动地“声讨”，又怎会波及到内宫。三、知识分子为何违心、连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的我国第一部综述全国名窑的瓷器史专论《格古要论》也不讲真话，面对色泽靛蓝美丽的元青花，作者不以为然地概述为七个字：“白底蓝花者，甚俗”。四、洪武朝官窑器为何要置传统纹饰固有的“共性”于不顾，执意同前朝（元代）花纹较劲（参见下一节）：你右我左；你下我则上。这番意识形态上的针尖对麦芒，意味着什么？而这一同清王朝在纹饰上跟前朝情意绵绵（明末与清初的许多青花瓷，由于纹饰上的过分相近，其年代常让人难以辨识）和在款识上跟前朝卿卿我我（清三代的不少民窑精品、包括一些官窑器，常常无所顾忌地署以各式“大明”年号寄托款）大相径庭的情景，又说明了什么？上述种种现象，只存在一种解释，那就是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出于政治动机，把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元青花，尤其是一些精美的至正型器，斥之为“异端”，并施行了一项不见史载的野蛮摧残，才导致元青花从中华大地上突然蒸发，才让代代相传相袭的纹饰语言（亦即传统纹饰），在元明时分，出现了骤变。

朱元璋是中国“文字”始作俑者（《辞海》“文字狱”），一条人命抵不上一个谐音的历史由此开启。又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十二生肖中的“猪”（谐音“朱”）从明朝消失。洪武十三年五月，为撤销丞相这一职务、让皇帝能直接统辖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胡惟庸案的15000人做了朱元璋皇权扩张的冤魂”。据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毛佩琦教授说，“《明史》还记载说，胡惟庸被处死时，‘反迹尚未暴露’”，而丞相“胡惟庸被定罪的‘通蒙古’、‘通倭寇’这两条‘反迹’，却是在十年以后，亦即在洪武二十三年时发现的”（2005年9月27日、中央十台《百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毛佩琦《明十七帝疑案———朱元璋之胡蓝冤狱》）。由上可知，朱元璋不但荒唐，还对蒙古旧统治者怀有非常深刻的偏见。因而，对于亮丽的元青花瓷，心胸狭窄的明太祖表现出独特“雅趣”，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把元青花砸个稀巴烂，再踩上一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关明代建御窑厂的时间，史料上有洪武二年和洪武三十五年两种说法。笔者以为，耿宝昌先生的推断甚合客观。即明代御窑厂的建立，当在洪武二年。原因不仅仅“照第二种说法，则推断出洪武时期无官窑瓷器；现在一般认可第一种说法（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P9页）”，还因为朱元璋办事向来雷厉风行，一部210卷《元史》不足两年时间便由宋濂等人于洪武三年“匆促成书”。而立御窑厂造洪武瓷封杀元青花，不但较修元史简单又见效快，还可通过社会上层堂而皇之广告天下黎民。这等要事，显然是越早越好，岂能坐等三十年而不求朝夕。

大相径庭的元末明初青花瓷

元青花，以“至正型”器为典范，还包括“延祐型”和一些形、纹简陋，销售层次较低的青花瓷（图5）。为提高“目鉴”科学性，本文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公私藏品，就元青花与洪武瓷的区别，谈一些肤浅的认识：

1、大花大叶，叶为满色，但花朵不填满色，且外部绘有较明显的空白边线。山石、海水、人物、动物纹等（图6）亦相类，纹饰内露白。明洪武朝，花卉纹多为大花小叶，菊花使用增多，造型规矩，花心均以网格纹为饰，花心至花瓣通常分三层，两层与四层的少见。

2、缠枝莲叶，“叶形多呈葫芦状，或有一至五个尖瓣”（孙瀛洲）。洪武时，葫芦形叶子不如元瓷的规矩，叶子的尖瓣呈三至七个不等，器物的质量，一般以叶子画四个尖瓣的为精；多数葫芦形叶子涂满色，少量的叶脉留白；葫芦叶形体瘦弱，不及元代粗壮，但造型活泼、多姿。

3、变形莲瓣边饰，有的为一组（如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有的画二组（图7），构成上下对应的仰、覆莲瓣纹装饰。除盘以外，其他型器上的莲瓣，均呈单体形式排列，莲瓣间留有空隙，互不相连。明洪武时，除部分执壶和盏托的变形莲瓣边饰为单体形式排列外，瓶、罐、盘及碗的莲瓣纹边饰，大多呈并拢（共边）型（图8），并贯穿于明清两代。

4、蕉叶纹，多数作分开状（图9），叶与叶之间留有空隙，少量为并拢型或叶与叶呈重叠状。明洪武以重叠状多见，偶见有分开的。宣德以后，蕉叶纹几乎不见有分开的，大都呈并拢重叠状。此外，元代蕉叶的主脉无不以浓笔的粗线条表示；入明后，蕉叶的主脉均予以留白，呈中空型。这一留白画法，同元代蕉叶主脉的粗实线条，在视觉上泾渭分明，对比非常醒目（图8）。

5、如意云头纹（亦称“云头纹”、“云肩纹”、“垂云纹”）。云头与两云脚相交之尖头指向，大多呈前后相背形态（图10），即如意云纹两云脚间的尖头，与云头的尖头，方向相反，很少有例外。而洪武，如意云的头与脚的尖头指向，方向大多一致（图8、图11），很少有例外，并沿袭至永宣。然而，自成化起，如意云头的两尖头既有朝向一致的，亦有相背的，并无常规。

6、回纹边饰。由互不相连的单体回纹组成（图9）。有的回纹呈规矩的方形，有的为变形回纹，有的画成减笔式回纹。明洪武时，回纹边饰无不为一正一反两方相连的形式排列组成（图8、图11）。明永乐以两方连为主，同时又出现一笔环连式的回纹边饰。宣德以后，除少数边饰仍作一正一反两方相连排列外，多数回纹边饰呈整圈一笔环连式，并延续至清末。

7、龙纹。元代青花瓷器上，画龙的不少。龙躯细长，且细颈、细腿、细爪和尖尾巴（偶有火焰式大尾），体态轻盈。头较小，长鹿角，张口、吐舌，龙的下腭有须，上颌一般无须，但至正十一年铭标准器的龙上颌有双须，而此类带双须现象，在元青花件的其他龙纹图案上十分少见。龙身鳞片分两种，以网状细鳞片（图12）多见，以留白的鱼鳞纹片少见，后者龙纹更加精美（如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龙有背鳍，腹下通常无横纹带。胸与背部常饰有火焰状飘带。肘部有长毛三至四根或一撮。龙爪以三爪、四爪居多，五爪极为罕见。

8、元青花立件中的玉壶春瓶与出戟尊，其内口沿部位，常常加绘一道卷草纹（图9）或云头纹（图13）边饰。入明后，此类内边饰现象，起初仍存在于明洪武朝玉壶春瓶（图8）上，洪武以后消失。

9、元代纹饰采用平涂法，“有的则是在浓笔边线内施以淡色”（孙瀛洲），小件器上为一笔点画，这就是所谓“一支笔”的画法。从明成化起，以“二支笔”工艺见长，即构线与填色是分别完成的。“明代青花多是填色或素描。这种技法上的不同，也可以作为划分元、明青花瓷器的旁证（孙瀛洲）”。

10、元代瓷胎，同明代后期及清代瓷胎相比较，有硬中见柔的感觉。“胎质淘炼得不如明清瓷细致，因而在砂底处多有砂眼、刷痕和铁质斑点（图14 1），并在底足、口边与缩釉露胎处（图14）呈现火石红色”（孙瀛洲）。

11、除执壶、玉壶春瓶（图13）外，器物的底部一般露胎。涩底上往往粘有釉斑，这是时代风貌。“把杯、把碗底足内部多不挂釉，个别的在高足的里部挂半截釉”（孙瀛洲）。大罐的口部通常施釉，小罐的口部（口端）多露胎（图14）。梅瓶原本都带盖，盖内不施釉（图10），这亦是特征，仿制品却常在盖内也施釉。

12、罐的造型多数为口大足小，不同于明清罐的口小足大或口足大小相偌形制。碗、碟、杯的圈足较小，足墙较宽、较厚，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有的器物底部可见明显的旋坯痕，个别有粘砂现象。碗、碟、杯圈足的底心常见凸乳，俗称“脐”，为元瓷特征之一。

13、大件器的胎体普遍厚重坚实，小件器的胎体都较薄，胎体甚至薄于后世明朝同类器。而仿制品则不然，小件器亦显得很厚实。

14、除露胎较高的一些立件外，元代小罐、小瓶近底足处（胫部）常见指印痕（图14）。指印痕通常呈三个，系工匠捏着浸釉或刷釉时所遗，多见于元至明代中期。

15、入土之物，于器内的修胎痕（类似竹丝刷痕）上最容易出现土蚀痕迹。由于元器的内壁多数为荡釉，而竹丝修胎痕处的釉最薄，故土蚀痕迹常常以竹丝般的条状出现。土沁斑是否自然、分布是否合理，辨伪时值得重视。

罗文波1971年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是百年老瓷号“罗炳升造”第四代传人。中国国家工艺美术大师，毕业于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美术系。师从国家级大师陆如、罗学正、方复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江西省工艺美术师。景德镇市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西省陶瓷协会理事，江西省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会理事，现就任景德镇市民窑青花艺术研究院，任院长职务。

2009年创作设计的“老茶花”作品代表景德镇参加北京国庆60周年辉煌成果展，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许。其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后荣获国家专利证书。2013年创作“十二生肖花瓶”在义乌文化博览会上获得银奖。其作品充分学习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将古朴高雅清新的装饰技法运用其陶瓷作品之上，以朴素凝练的绘画语言叙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罗文波自幼酷爱绘画艺术，苦学釉下青花绘画，擅长青花花鸟、山水及民间传统青花的装饰。长期从事青花艺术研究工作，其创作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获得各界人士的好评。作品先后在全国、省、市参展评比中多次获得殊荣。并多次被省、市媒体做过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