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3年属什么生肖_公元1044年什么生肖

1.锐意改革的宋仁宗，为什么在改革后期却抛弃了范仲淹

2.包青天的简历

3.求一下公元1007年至2007年中历史上的著名事件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有详尽篇幅论述对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的确定依据，但是其中疏漏了几条重要证据：《鲁世家》鲁公纪年、周文王三十五年月蚀和五星相聚，美国学者班大为根据五星相聚得出同样的结论，而笔者早在1995年8月写成的《西周纪年考》中就已经运用了头两条证据以及岁在鹑火、《武成》历日确定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并对五星相聚之说溯本求源，确定其伪造性。现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未使用到的重要论据分述如下： 《史记·鲁世家》除首代鲁君伯禽在位年数失载外，其余均有年纪可查。又，伯禽以下鲁、周年代基本相当，因此，还《鲁世家》之本貌，系考订武王克商之年关键之所在。

鲁公在位年数诸书对照表 鲁公 《鲁世家》 《十二诸侯年表》 《三统历·世经》 《帝王世纪》 《通鉴外纪》 伯禽　　46 46 46 考公 44 4 4 炀公 660 6 60 幽公 1414 14 14 魏公 5050 50 50 厉公 3737 37 37 献公 3250 32[32] 50 真公 30 30 30 30 30 武公 9 10 2 9 2 懿公 9 9 9 9 9 伯御 11 11 11 11 11 孝公 27 27 27 27 27 惠公 46 46 46 46 46 总年 275386 321 386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共和元年，当鲁真公十五年或十四年。”其采用十五年说；而《鲁世家》云：“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其采用十四年说。《年表》与《鲁世家》真公在位年数皆为三十年，但在武公年数上又互异，《年表》武公年数比《鲁世家》多了一年，这样《年表》与《鲁世家》才相符合。

按《年表》所列真公年数虽为三十，但实际上减少了真公年数一年。依《鲁世家》真公十四年当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年表》舍十四年说而用十五年，而在位年数仍与《鲁世家》同，实际相当于减少了鲁真公一年，为弥补这一错误，《年表》将这一年加入了武公的年数中，以至有这一自相矛盾之处。

以真公十四年当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各鲁君在位年数皆依《鲁世家》，得：鲁真公元年当公元前854年，鲁献公在位三十二年，元年当公元前886年；鲁厉公在位三十七年，元年当公元前923年；鲁魏公在位五十年，元年当公元前973年；鲁幽公在位十四年，元年当公元前987年，鲁炀公在位六年，元年当公元前993年；鲁考公在位四年，元年当公元前 997年。

首代伯禽，《史记》失载在位年数。刘歆《三统历·世经》云：“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33]皇甫谧《帝王世纪》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34]故伯禽在位四十六年，推得元年在公元前1043年。

据《鲁世家》:“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并兴反。于是伯禽率是伐之于 ，作《 誓》。”《 誓》即《尚书·费誓》，《尚书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尚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为证。

故伯禽即位当在成王初立之时，管、蔡、淮夷反叛之前。据《逸周书·作雒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周公立，相天子。……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今本竹书纪年》同系武王卒于十二月。而周公摄政，伯禽受封于鲁，并当在此月，故伯禽即位实当周武王之末年[35]，周成王元年在伯禽二年公元前1042年。

[美]倪德卫[36]、[美]夏含夷[37]、周法高[38]、赵光贤[39]等分别采取不同方法和途径，确定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其中周法高、赵光贤根据历谱推算，周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算相同。

据《尚书·金滕》，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下文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未标明纪年，因此后世学者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一年：《逸周书作雒解》

[2]二年/三年：《尚书·金滕》作“既克商二年”，《史记周本纪》作“即克殷后二年”，《史记封禅书》、《鲁世家》作“克殷二年”。《孔传》、《资治通鉴外纪》并以为“既克商二年”为伐纣次年，也就是说武王克商起在位二年。但始自王国维氏，以为伐纣后两年，即武王克商后在位三年，以后郭沫若氏、李仲操氏诸学者多从之。

[3]四年：东汉郑玄《诗谱·豳风谱》。又，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天象取此说，确定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

[4]六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

[5]七年：《逸周书明堂解》、《管子小问》、《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

[6]七年/八年：《管子七主七臣》“克殷七年”，《汉书律历志》引《三统历世经》“克殷后七年”。如上所训，可为七年或八年之解。

主要天象资料除《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专题研究的《国语·周语·景王问钟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以外还有丙子月蚀、彗星、五星聚于房等，这些天象都存在很大争议，现仅对丙子月蚀加以讨论。

《逸周书·小开》载：“唯，三十又五祀，正月丙子拜望，王念曰： 食无时，妍后嗣谋……”如果认为这是周文王三十五祀正月望日丙子发生的一次月蚀,据《中国天文学史·第二章·四》，该月蚀发生在公元前1065年3月13日望日丙子零晨1时4分至4时57分，食甚3小时53分。故知周文王三十五年当公元前1065年，周文王元年当前1099年。

附按：由西北大学黄怀信教授主持研究的文献可信性专题，认为这不是一条月蚀纪录，但是这一条纪录，如果是月蚀，它的时间恰好确证了武王克商之年在前1046年。所以黄怀信教授对文献的断句与训读仍然值得商榷。

《尚书·多士》、《史记·周本纪》云周文王在位五十年[21]。故知周武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9年。周文王受西伯之命，至于武王崩葬，此间曾使用周受命纪年。据《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又《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周武王伐纣，携文王木主出征，观兵于孟津，伯夷、叔齐又当面指责武王“父死不葬”， 怎能有死后九年或十一年还未安葬之理？所以这绝不可能是武王即位之后九年或十一年时所发生的事。从武王先后两次伐纣，第一次仅至孟津而还，两年之后第二次方克殷。则观兵孟津之时，当在文王三年丧期之内，故云：“父死不葬”。只有使用受命纪年，以文王崩后两年观兵于孟津（在三年守丧之期内），又两年即武王四年克殷，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于周文王受命的年数：

《尚书大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纪》：“断虞芮之讼，为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邗；明年伐崇后虎；明年西伯崩。”并以为周文王受命七年而崩。由下文可知，伐犬夷当在受命四年，《史记》年序误。

《周本纪》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孽孽无怠！’武王乃作《太誓》。”下文云二月甲子克商，不书年份，似十二年。而《鲁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史记·齐世家》：“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又均系于十一年。甲子当在二月，戊午在甲子前六日，知“十二月”当为“二月”之误。而所云“正月甲子”，系使用殷正，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故云“正月甲子”。由此知《史记》实以十一年克商。其十一年，正是文王受命之后的七年和武王伐纣时四年的总和。《世经》引孔安国《尚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作《太誓》。”今本伪《尚书·泰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世经》：“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盖刘歆为合《三统历》而妄改。查《周本纪》所引古文《太誓》之文，不见于今本伪古文《尚书》，应为《太誓》原文。根据文意及《史记》，《太誓》分明是武王克商之前在孟津大会诸侯时的作品，刘歆以其为观兵时所作，而将武王克商系于十三年，显误。贾逵、马融、王肃、韦昭均未见原本古文《太誓》及《书序》，因而皆同刘歆之说。此后，晚出的伪孔传《古文尚书》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由于此后伪《古文尚书》的地位，所以九年之说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是研究武王克商年代不得不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尚书大传》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郑玄云：“犬夷，混夷也。”《诗经·小雅·采薇》：“混夷 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盖指文王受命四年伐混（昆）夷之事。混夷之名，《尚书大传》作“犬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正义引《尚书大传》作“畎夷”，《周本纪》作“犬戎”，《帝王世纪》及《今本竹书纪年》作“昆夷”，《诗经》作“混夷”，均是同一国。周文王受命之年当从《尚书大传》及《周本纪》为受命七年而崩。故受命元年当周文王四十五年（公元前1055年），受命四年当周文王四十八年公元前1052年，查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是年正月丁丑朔（前1052年1月4日），丙子为丁丑前一日，完全可合，进而证明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逸周书世俘解》云：“二月既生霸，越五日甲子，朝至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此记载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克商亦见于铭文记载。《利簋》：“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时克商。”证明史载无误。《世经》引《尚书·武成》：“（十三祀）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 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由“翌日辛亥……粤五日乙卯”辛亥至乙卯恰为五日，知“粤……日”包括起止两日在内。

按：“粤若来三月”当为二月。从一月壬辰至于甲子，中间只有33天，既死霸在月之下旬，故知甲子不可能到三月。刘歆《三统历》不察，为能将甲子排入三月，强在二月之后加入闰月，然当时采用年终置闰之法已早有定论，故知此二月必误。今查《世俘解》：“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又《国语·周语》：“王以二月亥夜陈”，《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王朝步至于商郊牧野。”并系甲子于二月，故知此“三月”当为“二月”之误。由此可得二月既死霸庚申，查证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可与公元前1046年实际天象相符。

锐意改革的宋仁宗，为什么在改革后期却抛弃了范仲淹

包拯生于公元999年，是庐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合肥人。他在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建昌县令（今江西永修），但是包拯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就向上面请求，希望能在家附近的县就职。

上面也同意了，改任和州（安徽和县）的监税，他的父母还是不希望他离开，包拯只能辞去官职，在家照顾父母。

过了几年，包拯的父母都去世了，包拯就给他们守丧，一直到公元1037年，包拯才入京听从分配，担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

公元1041年，包拯担任端州（广东肇庆）的知府，而我们知道端州有一种特产，那就是文房四方中的砚台，而以前的知府，就会利用这一点，拿了很多端砚，用来送人，而包拯只保证进贡的数量，自己一个砚都不拿。

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入京，担任监察御史。公元1045年，包拯做为使者，出使大辽。公元1046年，担任京东路（今天河南商丘）转运使，转运使相当于太守，也就是一路的最高行政长官。

公元1048年，包拯担任河北路（河北大名）转运使。公元1050年，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可参与政事。

公元1052年，担任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包拯也被叫做包龙图。公元1055年，包拯因为推荐的人犯错受到牵连，被贬知池州（安徽池州）。

公元1056年，知江宁府（江苏南京），十二月，担任权知开府府，包拯并不是开封府尹，而代开封府尹，开封府尹由亲王担任。

公元1058年，担任御史中丞，为监察院的长官。

公元1059年，担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因为一些过错被包拯弹劾，接任的宋祁又被包拯弹劾，就由包拯代行三司使，而这个三司使管着度支，户，盐铁，也就是相当于后来的户部尚书。

欧阳修说：包拯，这个是别有所图呀。包拯听说之后，拒绝担任代三司使，但是宋仁宗不允许，过了很后，包拯才担任代三司使。

公元1061年，包拯成为三司使，不久，成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公元1062年，包拯在任上去世，终年六十四岁，追赠礼部尚书。

总的来说，包拯的结局，还不错，做到了枢密副使。

包青天的简历

文：军事帅哥

提到北宋第一大暖男——宋仁宗，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中国 历史 上著名的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范文正公，范仲淹大人。 这对君臣在11世纪上演了一场差点改变大宋帝国 历史 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场新政改革却戛然而止，范仲淹离开中央到地方做官，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抒发情怀。 那么，宋仁宗为何不能学习宋神宗支持王安石那样，和范仲淹一起将新政改革进行到底呢？

#01：

盛世下的危机

说到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我们就得先说说宋仁宗盛世统治下的潜在危机。

宋仁宗在位时期，大宋帝国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和宋真宗三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大宋帝国的国力走向了最繁盛时期。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矛盾的影响，宋帝国的盛世之下却潜藏着一系列影响国运的深刻危机。

这一系列危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冗兵。冗兵是宋帝国军事上最为头疼的问题， 为了抵御辽军可能的进攻，宋帝国不断地增加正规军的数量，在宋仁宗执政时期，宋朝正规军数量达到140万人。 要想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就得增加税收。谁来交更多的税呢？自然是老百姓了。

第二，增加岁币。公元1005年，宋朝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北宋每年给辽国10万岁币。如果站在国家整体负担与和平利益的综合角度做考虑，宋辽两国势均力敌，谁也打不过谁。澶渊之盟给北宋带来了100多年的和平，老百姓还是能认可的。

可是，北宋和辽国达成澶渊之盟后，宋朝又在仁宗年间干了一件比澶渊之盟耻辱N倍的事情——向西夏缴纳岁币。当时，宋军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三场战斗中都被西夏军队打败，惊慌失措的宋仁宗派富弼为使者，和西夏签订了非常屈辱的停战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北宋每年要给西夏10万两岁币。

为何给西夏岁币要比宋辽澶渊之盟屈辱的多呢？ 要知道，宋军是在打胜仗的前提下签订的澶渊之盟，毕竟宋辽两国实力旗鼓相当，宋军打了胜仗签订停战协定也不损任何面子。 尽管宋朝每年要给辽30万岁币，但辽和宋之间的贸易价值却远超30万岁币，澶渊之盟对于宋朝而言实际是不赔的买卖。

而宋朝给西夏的岁币比澶渊之盟屈辱多了。 西夏国力不如宋朝，但宋军和西夏军队交战连打了3场败仗，最后被迫给西夏岁币，宋朝使者富弼和西夏达成的停战协定很明显是城下之盟性质的屈辱条约。 尽管宋朝没有割地给西夏，但大宋帝国确实在西夏这里把脸丢尽了。

第三，冗官。由于宋朝一官多职、大兴科举， 到宋仁宗时期，朝廷的冗官情况已经非常突出。朝廷中庞大官僚体系沉重的财政开支不得不由民众来承担。

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使宋仁宗时期，小规模农民起义出现得非常频繁，再加上和西夏签订岁币导致的尖锐，仁宗时期的宋朝已经处在了内忧外患的尴尬局面中。为了挽救仁宗盛世，包括范仲淹在内的一批青年官员挺身而出，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大幕。

#02：

一代完人范仲淹和他的新政

范仲淹，小学生都知道的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公元1021年，范仲淹在泰州修建海堤造福于民。时至今日，泰州当地仍保留范公堤的遗址。

后来，范仲淹在著名文学家，北宋名相晏殊的支持下来到今天的河南商丘讲学。 在讲学期间，范仲淹以“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分析时政，推崇士大夫阶层为国为民的崇高品德。在宰相王曾和晏殊的推荐下，范仲淹进入朝廷做官。 自此以后，范仲淹在政坛上几经沉浮。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又指挥军队在西北边境和西夏部队展开激战，为保卫祖国边疆立下了赫赫战功。

范仲淹是一位有理想有担当的伟大青年！他愿意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当他看到大宋帝国的内外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他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家国情怀。

公元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改革派官员主政朝堂。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主持国家的改革。1043年9月，宋仁宗让范仲淹、韩琦等人条奏政事，范仲淹和韩琦怀着对国家的崇高责任感向宋仁宗提出了的（删）10大改革主张。

这10项主张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澄清吏治。包括5点：严禁官员明升暗降、限制多余官僚滥进、改革科举制度，让学生有真才实学、慎选地方长官、给地方官员一定的田地，高薪养廉预防腐败。

第二类，富国强兵。包括3点：发展农业、减轻徭役、重视军备。

第三类：严肃法治，加强中央集权。包括2点：严肃慎重地对待朝廷发号的各项命令、严格落实朝廷的各项政策。

宋仁宗答应了这10项改革主张。1043年十月二十八日，宋仁宗正式下诏颁布范仲淹提出的改革法令，庆历新政拉开了大幕。

然而，由于庆历新政的目标直指朝廷的几大顽疾（包括官员明升暗降、多余官僚滥进等），新政的改革遭到了守旧派官僚的顽强抵制。但即便面对守旧派官僚的抵制，范仲淹仍然坚持改革，他将很多不称职的官员撤职，换上能干官吏作为新鲜血液补充进来，打破了宋朝官场中官员以老乡、师生、同学身份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守旧派官僚向仁宗告状，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主持新政的官员“结党营私”。

为了应对守旧派官员的反扑，欧阳修更是写了《朋党论》上书宋仁宗，揭穿守旧派官员的谎言。面对夏悚、石介等守旧派官员的巨大压力，范仲淹的改革全面深入。整个庆历新政的改革在1044年4月到5月间达到了高潮。 此时的宋仁宗尽管能继续勉强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但守旧派的官员的谗言已经对宋仁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这些守旧派官员还不满足。他们竟然在1044年6月诬告韩琦矫诏发动政变，准备废掉宋仁宗。这等于诬告韩琦“谋反”。在夏悚、石介等官员的反复劝说下，宋仁宗终于放弃了对庆历新政的支持。到了1045年正月，韩琦和范仲淹在同一天被免去了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的职务，支持改革的欧阳修也被赶出了朝廷。不到1年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

#03：

宋仁宗的性格悲剧

通过上面的事情我们就能看出，宋仁宗本人对庆历新政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更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就和宋仁宗“好说话”的性格有关。宋仁宗确实很好说话，性格也很宽厚，即便包拯将唾沫星子喷到仁宗脸上，仁宗都不生气。 但好说话性格的背后存在着仁宗巨大的性格缺陷——没有主见。大臣说个什么，他就相信什么。 范仲淹搞改革，仁宗本意想富国强兵，就认可范仲淹的改革。可是，当夏悚、石介等守旧派大臣诬告范仲淹结党营私、诬告欧阳修谋反，这宋仁宗竟然也相信了。说白了，好话坏话，宋仁宗都能听进去。一个没有主见的皇帝，对于国家来说就是个悲剧。

王安石变法为何能比庆历新政更深入？这就和皇帝的性格，乃至做事风格有直接的关系。 宋仁宗性格宽厚但懦弱，对支持庆历新政立场不坚定，导致范仲淹功败垂成。

更可怕的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宋仁宗再也没有发动新的改革挽救北宋盛世下的危机。这一点和宋神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王安石变法的立场上，宋神宗是坚定支持王安石的，他的立场并没有因为守旧派大臣的劝说而发生动摇。 即便守旧派大臣向宋神宗施压，将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也能按照王安石的路线重新启动改革。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又继承父皇遗志在亲政之后继续推行变法，尽可能多的保留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在宋哲宗亲政以后，哲宗皇帝以短短8年的时间将王安石变法的各项内容全面恢复，宋朝取得了打败西夏的辉煌胜利。要不是宋哲宗短命，大宋帝国还真有可能重现汉唐盛世。

总而言之，宋仁宗的性格很不错，本人生活又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但在治国能力上，宋仁宗确实比宋太祖、宋太宗、宋神宗、宋哲宗差一些，宋仁宗的能力甚至比不过他的父亲宋真宗。

策划：鱼羊史记 监制：鱼公子

撰文：军事帅哥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求一下公元1007年至2007年中历史上的著名事件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佑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包拯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鸣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编辑本段]有关传说

明代短篇小说集。又称《龙图神断公案》，全名《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安遥时编，序"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10卷。今通行本有繁简二种，繁本100则，简本62则、63则、66则不等，均有听五斋（或题李贽）点。记述宋代包拯审案断狱的故事。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采自史料，或转抄《海公案》，或取自时事近作。内容大都是包公明断谋财害命、仗势凌人以及奸盗等案，塑造了一个刚直正义的清官形象，同时夹杂了大量封建伦理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思想。故事情节较为生动曲折，但语言呆滞平庸。对后世公案小说有一定的影响。

《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书分十卷，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不题撰人。

传说中的包公最辉煌的功绩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狸猫换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三侠五义》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

那是宋真宗第一个皇后死后的事情。当时，刘妃和李妃都怀了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与宫中总管都堂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下，趁李妃分娩时由于血晕而不省人事之机，将一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宫女寇珠勒死太子，寇珠于心不忍，暗中将太子交付宦官陈林。陈林将太子装在提盒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个妖物，乃将其贬入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六年后，刘后之子病夭。当刘后行知李妃生的儿子并未死时，乃将他收来抚养，并让他补了太子之缺。一日，太子在寒宫与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触阶而死。因此，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余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李妃。另一太监秦凤将李妃接出，送往陈州，秦凤也自焚而死。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食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真情，与李妃假认作母子，将李妃带回开封。此时，真宗早已死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狄皇后贺寿之机，将李妃带进宫中，李妃才得以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道出了真相。

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陈林供出真相。已做了太后的刘氏知道阴谋败露，惊厥而死。

由于包拯在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任为首相。

整个故事生动曲折，有头有尾，于是有人把它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

之所以出现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历史上仁宗确有认母一事。

公元1004年寇准保宋真宗亲征，宋辽澶渊之盟。

公元1038年党项族元昊称帝，建立西夏。

公元1043年范仲淹实行新政。

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

公元1084年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

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

公元1120年方腊起义。

公元1125年金灭辽。

公元1127年金兵攻入东京，北宋亡。宋高宗即位，南宋开始。

公元1130年钟相起义。韩世忠在黄天荡阻击金军。

公元1140年郾城之战，岳飞大破金军。

公元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次年，岳飞被。

公元1161年采石之战，虞允文大败金军。

公元1162年辛弃疾到建康。

公元1206年韩侂胄北伐失败。铁木真统一蒙古，称成吉思汗。

公元1210年诗人陆游去世。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

公元1271年忽必烈称帝，定国号为元。

公元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

公元1279年元军攻占厓山，南宋亡。

公元1283年文天祥就义。

公元1351年红巾军起义。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明军攻入大都，元亡。

公元1403年燕王朱棣进应天，建文帝下落不明。

公元1403—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

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于谦率军民保卫北京。

公元1457年夺门之变；于谦被。

公元1510年刘六、刘七起义。

公元1565年戚继光、俞大猷基本肃清倭寇。

公元1572年张居正辅改开始。

公元1593年李时珍去世。

公元1601年葛贤领导苏州织工反税监斗争。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

公元1625年杨涟、左光斗被阉党。

公元1626年苏州市民，颜佩韦等五人就义。宁远之战，努尔哈赤受重伤死。

公元1628年陕北农民起义。

公元1633年徐光启去世。

公元1636年李自成称闯王。后金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

公元1641年李自成破洛阳，张献忠破襄阳。徐霞客去世。

公元1644年李自成建大顺政权，入北京，明朝亡；吴三桂降清，清兵入关。

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史可法守扬州。

公元1647年夏完淳被害。

公元1652年李定国在桂林击败清军。

公元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公元1681年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

公元1682年顾炎武去世。

公元1685、1686年雅克萨之战。

公元1689年中俄订《尼布楚条约》。

公元1690、1696、1697年康熙帝三征噶尔丹。

公元1764年曹雪芹去世。

公元1782年《四库全书》修成。

公元1796－1805年白莲教大起义。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

公元1919年5.4运动

公元1945年抗战胜利

公元1949年开国大典

公元1982年改革开放

公元2001年申办奥运2008的主办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