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道士_元代道教生肖铜牌

真武，即元武，“元”通“玄”，故又名玄武。宋真宗赵恒因避所尊圣祖赵玄朗名讳，改玄武为真武，尊为“佑圣帝君”，沿袭至今。据《真武本传神咒妙经》记，玄武是太上老君八十二化身，于远古黄帝时，降为净乐国太子，后经其师紫元君超度，到武当山修炼42年，功成道满，升天成神，被玉皇大帝封为“玄天上帝”等，镇守北方，因此，武当山被道教尊为玄天真武上帝的修炼圣地。

武当山在春秋至汉代末期，已是古代宗教重要活动场所，许多达官贵人到此修炼。诸如：周大夫尹喜，汉武帝的将军戴孟，著名方士、炼丹家马明生、阴长生曾隐此山修炼。东汉末期道教诞生后，武当山逐步成为中原道教活动中心。

汉末至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数以百计的士大夫或辞官不仕、或弃家出走，云集武当辟谷修道。同时，出现了有关真武的经书。晋朝的谢允、徐子平，南北朝的刘虬等均弃官入山修炼。《誓愿文》记，被佛教尊为“天台宗三祖”之一慧思，六朝时入武当山访道。《神仙鉴》记，蜀汉军师诸葛亮曾到武当山学道。房中甫撰的《扬帆美洲三千年》记：在美洲秘鲁的山洞内发现一尊手提铜牌的五世纪造的女神像，铜牌上铸着“武当山”三个汉字。可见，在南北朝时，武当山已流传海外了。

隋唐时期，武当道场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促进了武当道教的发展。李唐自称为老子的后裔，认为老子是李唐的祖宗，便扶持和崇奉道教，使之成为三教（儒、释、道）之首。而使武当道教受到皇室重视的还是姚简。唐贞观年间，天下大旱，飞蝗遍地，皇帝下诏于天下名山大川，俱未感应。武当节度使姚简奉旨在武当山祷雨而应，敕建五龙祠，这是皇帝在武当山敕建的第一座祠庙。此时，许多著名高道隐居武当山修道，如：姚简、孙思邈、陶幼安、吕洞宾等。唐末，武当山已被列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

宋元时，由于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使真武神的神格地位不断提高，促使武当道教的形成和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宋真宗赵恒于天禧二年（1018），加封真武号为“真武灵应真君”，令建祠塑像崇祀，将五龙祠升为观。宋仁宗赵祯推崇真武为“社稷家神”，并建真武庙塑像崇祀。徽宗、宁宗、理宗等都为真武封号，虔诚祭祀。著名道士邓若拙、房长须、谢天地、孙寂然等入山修道，宣传道径，使武当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

元朝时，道教深受元朝统治者的恩宠，武当山成为元朝皇帝“告天祝寿”的重要道场，武当道教得到充分发展。在民间，朝山进香信士很多，香火很旺。“三月三真武圣诞节士女会者数万，金帛之施，云委川赴”。著名道士汪真常、叶云莱、张守清等迅速发展教团组织，武当道教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武当山成为与天师道本山龙虎山齐名的道教圣地。

明代，武当山一直被历代皇帝作为“皇室家庙”来扶持，并把武当真武神作为“护国家神”来崇祀，武当山的地位升华到“天下第一仙山”，位尊五岳之上，成为全国道教活动中心，呈现出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崇奉真武神，为后裔诸帝崇奉真武神奠定了基础。把武当道教推向全盛的皇帝则是明成祖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就藩北京，镇守北方。朱元璋去世后，其长孙朱允炆继位。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兴“靖难之师”，一举夺取他侄儿朱允炆的政权。为巩固政权，朱棣自称真武保佑他和他父亲取得天下，他为报神恩，于永乐十年（1412）遣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

沐昕、礼部尚书金纯、工部右侍郎郭琎在元代旧址上建成9宫9观等33处庙宇。继成祖后，明朝历代皇帝、皇亲贵族、地方官吏、四方信士又在这里兴建和扩建庙宇。明世宗朱厚熜又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遣臣率湖广军民在武当山进行大规模重建和扩建，使武当道教宫观空前宏大。明朝皇帝为直接统治武当道场，自成祖始，历代都遣内臣（太监）和藩臣提督武当山的一切事务，直接对皇室负责。成祖从全国钦选400名道行高著的道士到武当山办道，又从中钦选23名德高望重的道士授为正六品提点，具体管理各大宫观。同时，把武当山数百里山场赏赐道教，调555名（户）到此耕种，供赡道士。永乐至隆庆年间（1403——1572）曾遣22名内臣、48名藩臣住山提督，钦授予提191名，分管各宫观。到嘉靖（1522——1566）时，全山各大宫观有道士少则三四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全山有道官、道众、军队、工匠等一万余人。朝武当者人流不绝。明代张开东在《大岳赋》中描述其盛：“踵磨石穿，声号山裂。”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

清代统治者偏重佛教，不重视道教，因此，武当道教日趋衰落。但在民间，各地信士到武当山的进香活动仍旧十分兴盛。民国时，国民党地方政府曾准备开发武当山，但由于国家，资金不足，武当山更加衰败。到解放前，到处是破庙残基，狼藉一片。教团组织日衰，宗教活动几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