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惵什么意思_卑碑无址是什么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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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武则天的大名，不论信不信佛教的人士，都知道这一位大名鼎鼎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尼姑还俗做皇帝的人，也成就了武则天和佛教的因缘。

童女捧沙献佛

相传佛陀在世时，有一天托钵行化，在路上遇见一位太妹型的女孩子，与一班小孩子在路中堆沙嬉戏，她远远看见释迦佛率领弟子们鱼贯而来，她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用双手从地上捧了一棒土沙，走到佛陀面前，往世尊钵内一放，世尊居然接受她的沙土供养，大弟子舍利弗实在看不下去，心想这女孩岂有此理，怎么可以用沙土向世尊开玩笑。在路上实在忍不住，就问世尊道：“世尊，刚才那个女孩子，把沙土放进你钵内，你为什么让她胡闹？”世尊微笑的说：“你们不知道，此女千百年后，因缘成熟，要在东震旦国为王，这时如不受她沙土供养，她将会破坏佛教的，这样让她种此善根因缘，她将来做皇帝时，会保护佛教弘扬佛法的。”有此因缘，所以在武则天王朝，对佛教尽力推动与弘扬。

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武则天是荆州都督武士彟的女儿，太宗召入后宫为才人，那时只有十四岁，当时想不到将来的女主就是她。太宗驾崩后，因为她是姓武的女人，所以就把她送到感业寺落发为尼，则天落发披剃后，还规规矩矩过了四五年的青磬红鱼的生活，高宗登位后，有一次到感业寺行香，一见钟情，就于永徽五年诏入后宫，封为昭仪，第二年又册为皇后。

则天造字，作开经偈

武则天也是天纵之才，她也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她不但能问政治国，而且自己造了十八个字，武曌的曌字，就是她所造的十八字之一，她不但虔信佛教，而且精通佛理，她作了一首赞叹大乘法宝的四句偈，千百年后的今天，成为佛教徙诵经的“开经偈”，我们每天在未诵经文以前，要先念四句“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就是武则天所作的“开经偈”，其它如翻译经论，度僧弘法都是尽力协助，武则天掌政时，对佛教的弘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武则天的题材，被翻拍了无数遍，至今依然红火不减当年，连瓜子脸的范爷也要来凑一把热闹。也难怪，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曾是独伴青灯古佛的尼姑，这样的人生大起大落，可谓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

其实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因缘，还有很多有趣的注脚，够人咂摸。

一、洛阳佛像的宝相庄严，武则天是蓝本？

武则天与佛有缘，最好的注解，是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

外国人很喜欢卢舍那大佛，觉得它的微笑像蒙娜丽莎，很神秘。许多老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洛阳，甚至只为了看一眼这个“东方的维纳斯”。在老外们满意地欣赏卢舍那的微笑的同时，热情的导游十有八九要告诉他们一句话：这尊宝相庄严的佛像，乃是按照武则天的相貌建造的。

导游这话，国内有很多专家学者支持，当然，也有不少较真儿的人提出异议。可以肯定的是：卢舍那大佛与武则天最直接的关系，不是它与她像不像，乃是它的“制造成本”里有她的“赞助”。武则天曾捐了两万贯脂粉钱，以助扩建奉先寺。

二、武则天与佛，前世已结缘？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释迦牟尼佛带着众弟子外出化斋，遇见了一群小孩。这些小孩正在路边玩沙子，忙得不亦乐乎，对佛祖的大驾光临视而不见。只有一位长得很可爱的女孩子，半戏半真地从地上捧了一捧沙，走到释迦牟尼面前，将沙子放在了佛祖的饭砵内。释迦牟尼客气地接受了这份特别的施舍。

大弟子舍利弗挺诧异，心想这小毛孩太过分了，竟敢用沙子戏弄佛祖！于是就问释迦牟尼：师尊，刚才那女孩子如此冒犯您，您怎么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任由她胡闹？释迦牟尼微笑道：此女千百年后，要在东震旦国为王。现在我若不接受她的沙子，将来她会试图去破坏佛法。我接受了她的沙子，让她结下善缘，她将来做王时才会弘扬佛法。

东震旦国，指的就是中国；那个用沙子戏弄佛祖的小丫头，自然是指武则天。这个传说意在告诉大家，武则天与佛教的缘分乃是前世注定。

三、武则天生母杨氏，差点当尼姑？

武则天能与佛教结缘，她的生母杨氏要负首要责任。杨女士长得非常美丽，身材苗条，面若芙蓉。可叹如此美女，不爱胭脂水粉，却对佛教情有独钟。据说，她的志向是当一名女居士，一辈子侍奉佛祖。为此，她甚至立下誓言，甘愿当一个女光棍。后来因其父母强烈反对，这才嫁作人妇。此事说来好笑，却也不足为怪，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佛教代表的不只是一种人生信仰，更是一种流行。

洛阳着名文史专家徐金星老师在《洛阳白马寺》里写道：“隋唐两代，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之下，我国佛教进入鼎盛阶段。”诚如此言，佛教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已经由一种域外宗教，发展为中国式宗教。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在尼姑庵里出生的，对佛教很有感情。他统一天下之后，大力弘扬佛法，兴建了不少寺院。据说此君的所有活动必与佛教发生联系，就连每日上朝，也得拉个和尚伴陪左右。有其父必有其子，杨坚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也是佛祖的“粉丝”。杨广犯有“弑父”的罪名，总的来讲不怎么不孝顺，在尊佛、礼佛这方面，却颇有乃父之风。他自称佛家弟子，以洛阳为中心推广佛教，度僧、写经、修寺、建塔，对佛教的亲近和重视，简直无以复加！

皇帝喜好佛教，必然会影响到皇亲国戚、内外大臣和普通老百姓。到了唐代，佛教进一步兴盛繁荣，渐渐地，佛文化成了一种高级文化，拜佛、信佛成了一种高尚活动。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造就了杨女士这样的铁杆信徒。

话说杨女士变成了武夫人，信仰却毫不折损，经常带着武则天出入佛寺。在母亲的影响下，武则天对光头的僧人和木鱼的声音产生了浓厚兴趣。《大云经·疏》称“神皇幼小时已被缁服”。

后来，武则天入了宫，当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这段时间，她虽说不能像小时侯那样随意出入佛寺，却有幸见到了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和尚——玄奘！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取经归来，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设宴接见，武则天侍立在侧。期间，玄奘畅谈异域风情和佛法、佛性，使武则天的心灵受到了一次纯洁的洗礼。

再后来，唐太宗病逝，武则天被发配到感业寺当了尼姑。从皇宫到古庙，日子开始自然不太习惯，吃的、穿的、用的都没宫里好不说，更难耐的是青春寂寞。还好武则天幼时读过佛经，也算是半个信徒了，此时重习经文，专修佛学理论，佛法反倒成为她的安心乐事。如此几年过去，命运逆转，武则天爱情、事业双丰收：她不但与太宗的儿子——高宗李治旧情复燃，在佛学上也有了一定的造诣。

四、武则天笃信佛教，让儿子出家。

学习知识，是为了应用知识。武则天修习佛经，虽有被迫无奈的机缘，但她确实从佛法中获得了受益，故还俗回宫之后，继续热衷佛教，甚至打开国门崇佛兴教。

?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已成为高宗皇后的武则天，又一次见到了玄奘。已经33岁的武则天，登上了高高的城楼，观看玄奘迎接御制慈恩寺碑的场景。这一年的11月，武则天生第三个儿子的时候难产。她笃信佛法的力量，就派人给玄奘送去一领袈裟，并许愿道：“若怀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后来她果然生下一男，就是后来的中宗李显。武则天信守诺言，孩子满月之后，她立即把玄奘请来，举行仪式，为儿子赐号“佛光王”。又过了一个月，她请玄奘为孩子剃发受戒。

? 有人戏称武则天此举乃打开家门迎佛教，何止！武则天不但是打开家门迎佛教，还打开宫门迎佛教、打开国门迎佛教呢。

? 高宗身体不好，武则天帮他处理朝政，渐渐大权在握。高宗死了之后，武则天想当女皇，但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男尊女卑，女人当皇帝没有先例，缺乏舆论支持。也是天遂人愿，恰好佛教经典《大方等无想大云经》（又称《大云经》） 有女身成佛的教义，武则天灵机一动，叫来心腹，密授机宜。

? 此后，薛怀义带头组织了一个10人宣传小组，向武则天递呈《大云经·疏》，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可以替代李唐统治天下。

此事很快便弄得举国皆知。全国的善男信女似乎在同一时刻恍然大悟：啊呀，武则天应该当皇帝，这是天意，天意难违啊！于是，数万名群众聚集洛阳街头，，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把武则天“革”上了皇帝的宝座。

五、武则天崇佛，缔造中国文明高峰

武则天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她利用佛教的影响当上了皇帝，便要利用皇帝的权力为佛教谋。

唐高祖、唐太宗因本身姓李，与道教的祖师爷李耳同姓，将道教奉为第一宗教。武则天一上台，马上将“道先佛后”改为“僧道并重”，明令“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 用官方正式的行政命令把佛教的地位置于国家第一。

为表对佛祖的崇敬，武则天把自己的尊号定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意指弥勒；至于“金轮”，特指佛教中的“金轮王”。与“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这个尊号相对应的，是一系列盛大的礼佛行动——

? 武则天划拨专款，整修各地寺院。不但修，而且建，一时间，国内佛殿骤增，“殿堂佛宇，处处皆有”。与此同时，她积极组织专家翻译佛经。薛怀义被委派到洛阳白马寺当住持，监译南印度僧人宣释梵文。不少得道高僧，被奉为皇帝的座上宾，武则天亲率百官礼拜神秀大师，封其为国师；并请法藏等多位佛教高僧入宫问道，待以师礼。一时间，佛教高僧成了社会名流，走到哪里，哪里欢迎。

为了进一步提高佛教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武则天还下令在洛阳造了一座天堂，用以贮存佛像。据说这天堂高达100多米，是整个洛阳城最高的建筑。天堂里供奉着一座罕见的佛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比卢舍那大佛还要高大威严。可惜这佛像和天堂一起毁于岁月流年，此等壮观景象如今看不到了。今人专程到天堂的遗址（今唐宫东路与定鼎路交叉口）游览，只可见到一个巨大的圆坑，坑壁两圈青条石，似为当年的地基。

武则天还曾命人在邙山上筑造大佛，以让佛眼俯视洛阳。这座大佛，如今业已无踪。洛阳境内，与武则天有关的佛教建筑，似乎只剩下了奉先寺，只剩下了那尊举世闻名的卢舍那大佛。为了卢舍那，武则天不惜捐出自己的脂粉钱，为了佛教，武则天不惜撒钱。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常在洛阳举办无遮大会。无遮大会乃佛教布施僧俗的斋会，“无遮”是梵文的译音，意为佛教信徒无论尊卑贵贱，均可以无遮无拦，平等参与法会。武则天在举办无遮大会时出手大方，为哄抬气氛，制造人气，她特命太监在会场上撒钱10车，让人抢拾，以致每次开无遮，都会因拥挤践踏伤人。

武则天还鼓励寺院开设戏场，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佛经教义表现出来。每逢新戏开场，观众络绎不绝。每年正月，万国来朝，洛阳端门外、建国门内布列戏场，绵延八里。从黄昏到清晨，演员们纵情表演。

她举办的这些活动，使佛教文化逐渐世俗化、民俗化。在她的特别“关照”下，佛教成了“武周”的国教；洛阳，成了佛教的圣城！但武则天文化兴国并非只为单一的个人“迷信”，更有借佛教思想来积功累德、安抚人心的国运策略。后人评述，武则天远比唐皇室孱弱的子孙更具眼光与能力，她继承了贞观之治的“太宗遗风”,唐代正是通过武则天时期的治理，才有了随后的盛世。

武则天是天纵之才，她也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却不但能问政治国，而且自己造了十八个字，武曌的曌字，就是她所造的十八字之一。她虔信佛教并非徒有其表，而是精通佛理，她作了一首赞叹大乘法宝的四句偈，千百年后的今天，成为佛教徙诵经的“开经偈”，我们每天在未诵经文以前，要先念四句“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就是武则天所作的“开经偈”，其它如翻译经论，度僧弘法都是尽力协助，武则天掌政时，对佛教的弘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历史记载和的描绘，武则天往往被塑造成一个*秽不堪的女人，不断遭到口诛笔伐。但实际上，她的智慧在佛法中受益，超越群生，她也知道一个女子作皇帝，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故而在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任由后人评说，而她，已然这样招招摇摇、当仁不让地走过了的一生！

简述中国帝王陵墓的发展特点

大门

宋代曾名“中门”，因江岸建有石坊，名为“黉门”。现存大门系清同治七年（1868）重建，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五间硬山，出三山屏墙，前立方形柱一对，白墙青瓦，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整体风格威仪大方。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字迹，因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以岳麓书院办学很不错，又闻山长周式以德行著称，特别召见周式，拜为国子监主簿，请他留在京城讲学做官，但周式心系岳麓，仍请归院，皇帝就亲赐“岳麓书院”、御匾悬挂于大门正上方，并赐经书等物，岳麓书院从此名闻天下，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大门两旁悬挂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下联出自《论语·泰伯》，源出经典，联意关切，道出了岳麓书院英材辈出的历史事实.

二门

大门之后，宋元时为礼殿所在。明代嘉靖元年（1527）扩建文庙于院左，始改建为二门。五间单檐悬山，中三间开三门，花岗石门框，左右各辟过道通南北二斋。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年重建。、门额正上方悬有“名山坛席”匾，撰者无考。原为清同治七年（1868）所置，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现匾为年复制，集清代著名湘籍书法家何绍基字而成。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出自《尚书·舜典》，下联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意为岳麓书院被浩瀚的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阔物博的岳麓山中。撰联人为清末（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二门过厅两边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二门背面有“潇湘槐市”匾。原为清代学监程颂万撰书，毁于抗战，现匾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楚图南补书。”潇湘”泛指湖南，”潇湘槐市”是说岳麓书院是湖南文人、学者聚集的场所，引申为岳麓书院人才之盛，有如汉代长安太学槐市之盛。

讲堂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自北宋开宝九年（6）岳麓书院创建时，即有“讲堂五间”。南宋乾道三年（1167），著名理学家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

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校长将其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原额被毁，1983年依康熙字迹重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它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此额为原物。讲堂壁上还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这些都是中国书院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讲堂屏壁正面刻有《岳麓书院记》，为南宋乾道二年（1166）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栻所作，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对书院教育有重大影响，该文由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周昭怡1983年书。屏壁背面刻有麓山全图，摹自《南岳志》。

教学斋\半学斋

讲堂两旁有南北二斋，分别为教学斋和半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过去学生大量的活动时间就是在这里自修。书院建斋舍历史悠久，自宋太祖开宝九年（6）始建斋舍52间，现存建筑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学堂时改建，始定名教学斋、半学斋，以适应教学、办公的需要。”教学斋”斋名出自《礼记·学记》，“半学斋”斋名源出《尚书·说命下》。

湘水校经堂

湘水校经堂现存建筑位于讲堂左侧。原名成德堂，亦为书院讲堂，始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设于今船山祠处，并亲题门额。湘水校经堂在岳麓书院内办学前后共45年，清光绪元年（1875）从岳麓书院迁到城南天心阁附近。原堂址改建为船山祠，并将吴荣光亲题的“湘水校经堂”堂额留于明德堂以作纪念。

明伦堂

书院明伦堂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守道吴世忠仿郡县学官，拆书院大成殿，扩建文庙与院左，于大成殿后建明伦堂，寻毁。明嘉靖年间重建，十八年（1539年）知府季本聘熊宇为山长，讲学明伦堂，次年庚子科考，中式者十人，一时科甲大盛。后又毁。清代重建，顺治九年（1652年）刊立“卧碑“，置于明伦堂左，作为书院学规，后又废。今复原明伦堂与文庙大成殿后，现为书院硕士生、博士生上课学习之所。 御书楼

藏书楼是体现中国古代书院讲、藏书、祭祀三大功能之一的藏书功能的主要场所，岳麓书院创建始即在讲堂后建有书楼，宋真宗皇帝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巡抚丁思孔从朝廷请得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建御书楼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已发展成为中国民间一座较大型的图书馆，藏书14130卷。今天的御书楼仍然作为古籍图书馆供书院教研人员使用，藏书数量已逾五万册，大型工具书如《四库全书》、《续解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均有珍藏。 文庙

文庙位于书院左侧，自成院落。由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部分组成，岳麓书院祀孔子始于书院初创时期，北宋时期曾建礼殿于讲堂前，内塑先师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南宋乾道元年（1167）改为宣圣殿，“置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明弘治十八年（1505），改名大成殿。正德二年（1507）迁于院左今址。天启四年（1624）重修，正式称为文庙。其规格与各郡县文庙相当。

濂溪祠

专祀周敦颐（1017-1073）。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始建于六君子堂基地，二十五年（1820）迁于今址，祠内悬有“超然会太极”匾，祠内壁上有《移建濂溪祠碑记》石刻，原《濂溪祠记》碑，仍留于今六君子堂内。

崇道祠

崇道祠又称“朱张祠”，专祀朱熹、张栻。元延祐元年（1314）建诸贤祠于讲堂左侧，合祀朱张及书院建设有功之臣。明弘治七年（1494），始建于讲堂后，后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布政使觉罗敦福重建于今址。现恢复古代祭祀，祠内悬”斯文正脉“匾，刻朱张二人像。

慎斋祠

慎斋祠，又罗山长祠，专祀岳麓书院山长罗典。乾隆四十七年（1872年）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共27年，对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基本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慎斋祠初建于咸丰年间，位于屈子祠之侧。旋废。现恢复于船山祠北侧。

四箴亭

四箴亭专祀程颢、程颐。程颢、程颐均为北宋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曾问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明天启四年（1642），推官林正亨重修，改名“四箴亭”，自此专祀二程。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迁建于今址。亭内现存清刻程氏《视》、《听》、《言》、《动》四箴碑。

六君子堂

六君子堂始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此后多次迁移，又屡有所毁。清嘉庆十七年（1812）重建于今址。三间硬山建筑，与崇道祠连成一片。祠内嵌有《改建六君子堂碑记》，所祭祀的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分别为：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

船山祠

船山祠专祀明末著名学者王夫之。祠庙原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创建的湘水校经堂。光绪元年（1875）湘水校经堂迁往河东办学，于是辟为船山祠。祠前悬有清代岳麓书院著名学者、外交大臣郭嵩焘所撰对联。 麓山寺碑亭

麓山寺碑亭位于园林南侧。明成化五年（1469）知府钱澍始建。现存建筑为1962年重建。“麓山寺碑”四字为近人黎泽泰于1962年书。亭内就是著名的“麓山寺碑”。麓山寺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碑，由唐十八年（730），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碑侧碑阴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题刻。

百泉轩

百泉轩始建于北宋之初，地处岳麓山清风峡谷口，溪泉荟萃，乃岳麓书院风景绝佳之地。历代山长爱溪泉之妙，筑轩而居，享尽自然的天籁之音。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访院，与山长张栻“聚处同游岳麓”，“昼而燕坐，夜而栖宿”，都在百泉轩中，相传二人曾在此论学三昼夜而不息。

碑廊

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碑刻。碑廊中即嵌立历代遗碑13方及新制的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刻27方。在这些碑刻中，朱熹手书的“道中庸”、“极高明”等碑，是书院的重要遗存。

自卑亭

自卑亭位于书院东面200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沙郡丞赵宁在路旁建自卑亭，供行人歇足之用。嘉庆十七年（1812）院长袁名曜改建于路中，民国时扩建马路于亭侧，形成现存格局。现存建筑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建造。“自卑亭”三字为清代山长车万育题书。亭内嵌有《自卑亭记》等碑刻。 时务轩

时务轩是为纪念清末维新派创办的学校-时务学堂而筑的纪念性建筑，位于书院园林内，与百泉轩隔池相望。轩内现嵌有《时务学堂故址》碑，该碑字迹为民国二十四年重游时务学堂旧址所书，另有李肖聃《跋》、李况松《跋》、陈云章《记》、黄曾甫《时务轩记》等碑刻。

赫曦台

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张栻观日于岳麓山顶，曾筑“赫曦台”，朱熹题额。明代王守仁有“振衣直上赫曦台”诗句。台后废。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山长罗典建前亭于院前，又改名前台。道光元年（1821），为存故迹，山长欧阳厚均改前台名为“赫曦台”。在台的左右内壁上有丈余高的“福”、“寿”二字，台的顶部雕饰有八卦图、蝙蝠、寿字图案。

山斋旧址

山斋旧址位船山祠右。南宋乾道元年（1165），安抚使刘珙始建，取名“山斋”，供山长（院长）居住。张栻主教时朱熹来访，曾寓居此屋，两人作同题诗《山斋》。南宋后期，山斋被战火所毁。清道光二十年（1840），山长欧阳厚均重建，题额“山斋旧址”。

杉庵

岳麓书院创建之前，东晋荆江州刺史陶侃（259-334）任驻长沙，勤慎吏职之余，常乘舟过渡到岳麓山游览，并在山中建庵读书，修养性情，因庵前遍种杉树，人称杉庵。清道光十八年（1838），其后裔、岳麓书院著名学生、两江总督陶澍，为纪念先祖开创岳麓文教之功，特重建“陶桓公杉庵”，摹刻家藏宋拓本《麓山寺碑》嵌于庵内。2001年修复杉庵于文庙后，将陶刻《麓山寺碑》又移嵌庵内。 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

岳麓书院主体建筑面积有31000多平方米，分为书院主体、附属文庙及新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其古建筑在布局上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关系。

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上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岳麓书院古建筑在布局上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关系。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 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文言文除蠹

陵墓建筑，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群体，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陆地上的古建筑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与此同时，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则因为其终年的“与世隔绝”而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

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

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

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

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

首先，通过对已发现的陵墓的分析，我们看到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倾向于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例如汉高祖的长陵有五万户之多，而汉武帝的茂陵则有六万户。这些陵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累土为方椎并去其上部，即所谓“方土”，最大的方土高约有二十多米。

而在这众多的陵墓中，秦始皇陵无疑是扛鼎之作。所谓的“掘地为穴，堆土为陵”，秦始皇陵堪称是陵墓中空前绝后的宏伟作品。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五十岁死葬时（公元前210年）还未峻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两年，前后费时近四十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就目前所发现的陵墓遗址来看，兵马俑无疑具有最大的研究价值。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并出土仿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8000件。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

在中国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明十三陵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陵墓群。其主要沿袭了唐代陵墓的一些特点。陵墓集中修建，注意风水和环境，每个陵都正对一个山峰，特别注重前导部分和序列处理，建筑整齐对称，造型严谨，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神道作为明十三陵的第一个建筑群，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等组成，威严地守卫着十三陵的大门。而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十三陵的内部结构依然相当完整，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总面积有1195平方米，就其规模来说，在帝王的陵墓中也是数一数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文物价值上，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探寻古代陵墓的秘密，研究古代陵墓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发挥的作用越发的巨大，相信我们定能通过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程度和更深层次上，保护文化遗产，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从而将真正的中国文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如果从夏代的大禹算起，至少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史记夏本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当年的墓葬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是找不到证据的。《吴越春秋》称禹在逝世前曾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二十六，山阴（会稽）山南，上有禹冢，禹井。”《帝王世纪》：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之南，会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市东南6公里处，会稽山上的大禹陵已成为历代祭奠大禹的重要场所。大禹陵由禹陵、禹祠和禹庙三大部分组成。如果我们将位于湖南省的炎帝陵、位于陕西省的黄帝陵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发展史可以追朔到五千年左右。当然，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杂糅”了。炎帝陵、黄帝陵及大禹陵均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其现存陵墓建筑形制的变化较大，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毕竟不是几千年前的陵墓原状，从这个角度看，炎帝陵、黄帝陵、大禹陵等只能算是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滥觞期。而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真正肇始，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

一、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冢。

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虽然陵墓本身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还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其间虽然有明君、昏君之别，治世、乱世之分，但只要是个皇帝，在死后，一定的墓葬形制、一定的礼仪形式还是要具备的。当然，其中不乏个别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而不得不草草归土者（如隋炀帝）。当我们来到陕西关中一带，可以通过凭吊茂陵、乾陵而领略到汉唐帝王陵墓的气象。汉代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而唐代的帝王陵墓如乾陵，却是依山为陵，陵墓是通过凿山开穴建成。除了帝王以外，一些诸侯王的墓葬也呈这种特点。如大家所知的徐州地区分布较广的汉代楚王陵墓，大都就是依偎在狮子山、龟山等大小不等的山体怀抱之中。时代发展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也是走的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路子。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般老百姓的墓葬是取“依山而建”的事例，或者说，纵然是将墓穴按放在山体内，但山体也非一己一姓之独有，而只能视为是一处公共墓地。纵观历代帝王陵墓，其选址除了考虑风水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考虑到陵寝的安全与壮观。建筑高大的封土堆，或者巧借山体作为墓冢，是帝王陵墓常用的两种形式。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葬的最大区别可能并不在于风水及入土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墓葬的外在形制、尤其是墓穴导引部分的讲究。

二、作为帝王陵寝的明孝陵形制特点。

明孝陵是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地处东径118度51分，北纬32度4分，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又名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是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的一道重要风景。明孝陵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次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从葬妃嫔46人，宫人10余人。朱元璋死后，设孝陵卫，有兵卒5600人参加警卫陵园。永乐十一年（1413）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因此，整个孝陵建设工程前后沿续了30多年时间才完成。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在地宝城，纵深2.62公里。当年孝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内设神宫监，负责定期维修和祭祀；同时，外设孝陵卫以保护陵寝。明孝陵坐北朝南，谒陵路线是由南向北。从陵墓型制上看，又可分两大部分。我们可以沿着谒陵线路，领略一下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风。

第一部分为神道。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包括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其中下马坊为两柱冲天式石牌坊，宽约5米，高为7.8米，坐西朝东，柱断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额正反两面均刻有“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体大字。下马坊西北距大金门约755米，是明孝陵的导引部分，位于神道的最前端，其建筑年代约在1400年左右。1980年，南京市中山园林管理局在维修下马坊时，将已断裂的下马坊柱础从宁杭公路上挖出，在向北位移了近20米的地方，将下马坊重新树立了起来。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下马坊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在原下马坊的东北侧，有两块后起的石碑，一块是神烈山碑，一块是禁约碑。明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下令改紫金山为神烈山，在原下马坊东北侧立“神烈山”碑。碑原有石质碑亭，现碑及四石柱础尚存。碑文额刻篆字“圣旨”二字，碑身中刻“神烈山”3个大字，东侧刻有“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有“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15字。碑为竖式，坐北朝南，高4米，宽1.46米，厚0.73米。禁约碑与神烈山碑并列，位在其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明孝陵立“禁约碑”，重申保护明孝陵，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碑为卧式，坐北朝南，碑身仅高1.41米，宽5.21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大金门原为陵园的大门，门面朝南，为三孔券门，东西宽约26.66米，进深8米，高约5米。顶部结构已毁。据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大金门原两侧有长达22.5公里的红墙将整个陵园围住，现墙已不存。

碑楼位于大金门北约70米处，两者之间原先气脉是相通的，后被通往中山陵园的道路拦腰隔断，呈“凹”字形。因此，现在人们若要从大金门到碑楼，必须先下公路，再爬坡上去，才能看到碑楼内放置的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朱棣亲撰，记朱元璋一生事迹，楷书阴刻，长达到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快碑。碑楼呈正方形，四面各开有券门，原为黄瓦重檐，墙四角有石雕龙头，飞檐滴水，惜顶部结构已毁，四周围墙尚存，形如堡垒，因此又俗称“四方城”。

明孝陵设有三道御河，过了外御河桥就进入了神道。神道依山就势，作蜿蜒曲折布置。全长865米，可分为两段，一段方向西北，长615米，地势略有起伏，方向屡屡改变，两侧布置神兽6种12对24只，均相对而置，两卧两立，依次为狮、獬豸、麒麟、骆驼、大象、马，每列相距16丈2尺，每对相距8尺5寸。神道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到棂星门为止，长250米，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缕云龙纹，紧随其后的是4对石人，分别为文臣、武将各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高一丈三尺；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高一丈二尺。

走完神道，就进入明孝陵的第二部分，即陵寝主体建筑部分。这一部分自棂星门至宝顶，包括棂星门、内御河及金水桥、文武方门、特别告示碑、御碑亭、碑殿、享殿、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方城为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最后部分，外部用大石条建成，中间为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34级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底部作须弥座状。出隧道，正北即宝城南墙，上横刻楷书“此山明太祖之墓”。在宝城前垣分左右两路夹道，直通方城顶部的明楼。宝城位于陵宫的最后面，是朱元璋的陵寝所在，为一直径325-400米、周长约1000米的的崇丘；宝城内中部隆起的部分为坟头，称为“宝顶”，经科学探测，证明内建有玄宫，且未曾发掘过。

明孝陵的主体建筑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从棂星门起到方城止，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显得庄严、方正，均衡、协调，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但损害最严重的也是这一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孝陵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如：棂星门原有五道，现仅有大石柱础6个。御河桥原有5道，现只有3个，且非明代构件。文武方门原有五座，三大两小，现仅有一个，为清同治年间以后建，门的左右两边还可以看到原来门斗的痕迹。过了文武方门，原来是中门，也有方门五座，门内有神帛炉二，左右庑30间，门外有御厨二，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皇帝在此更衣，以便祭奠，但现在都已毁了，改建成一座碑亭，中间立有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谒陵时所题“治隆唐宋石碑”；后来乾隆两次南巡，又在东西两边题诗立碑。孝陵的享殿原来规模很大，称孝陵殿，东西九楹，南北五楹，一共45间，目前只能见到60多个大石柱础，大概毁于清初。诗人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载其谒陵时，尝见“有牧马一番儿（指满州兵）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臣大均予以多钱，拜之而求免。”魏世效《孝陵恭谒记》也说：“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柱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若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太平天国时，满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明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以致享殿尽毁，墙垣圯倾。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复时，仅建守陵房屋三间，规模缩小，旧貌已失，殿中仅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再如，方城上面的明楼毁于清咸丰三年战火，顶部已塌，现仅存墙体。

三、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陵址封土高76米，底径495米到515米，虽属中国帝王陵墓中之较大者，但我们在地表上看不到神道。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属于“方上”之制，起方形土台两层，底边长166米，其神道也难以一睹其貌。唐代的帝王陵墓以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为最大，其神道从第一道门起至陵墓隧道，总长达3980米，如果减去朱雀门至隧道一段567米，还有3413米；乾陵的神道上布置的石刻包括华表、飞马、朱雀、人、马、狮、碑在内，计有21对，另外还有外国使者的石像60个。宋代陵墓中最大的是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从神道起处的鹊台到神坛底止，全长约586米。而我们南京的明孝陵，如果从下马坊算起，到方城止，全长竟达2620米，并且神道石刻有16对，如果再将宝顶的情况估计在内，其建制规模当在我国帝王陵墓中位居前列。如果不把后来的明十三陵包括在内的话，之前可以和明孝陵相比拟的也只有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了。至于明孝陵的红墙，依《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其长达22.5公里，从平面看，已将整个紫金山都范围在内了。

明孝陵代表了明初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

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我国汉、唐、宋以来的历代帝陵大都用中轴对称式的神道设计，明孝陵的神道却是蜿蜒曲折，不拘一格。明孝陵神道为何是弯曲的，与明孝陵的陵墓正对面梅花山有关。梅花山古称孙陵岗，是东吴大帝孙权墓所在。传在朱元璋动用“十万军工”修陵时，有人主张将梅花山搬走，以伸直神道。但朱元璋崇拜孙权是一条好汉，将孙权的墓留着，也好让孙权为其把守门户。就这样，明孝陵神道成了弯曲的了。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同时也使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澳妙之感。孝陵神道的弯曲固然与孝陵陵宫对面的梅花山孙权墓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巧借地势，营造“北斗七星”陵墓格局、以体现“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适当布置石刻雕像来控制每一段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变化，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极易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可以说，如果没有那蜿蜒曲折的神道存在，明孝陵“北斗七星”说将是永远不能成立的。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形体高大，庄严肃穆，栩栩如生，题材、造型、雕琢技巧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了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叶我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石象高达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所用石材重达80多吨；白石望柱高6.25米；《神功圣德碑》通高达8.78米。石刻造型厚重简朴，线条圆润流畅，但细部雕镌精致，在艺术上达到了整体的宏大与局部的细腻融为一体的创作效果。

四是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在孝陵陵域内，其东部就有与之相隔仅60米的皇太子朱标的东陵。考古勘探表明，东陵没有自己的单独神道和御河及御河桥，而是与孝陵共用一个神道及御河桥。这一制度被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使用。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

五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地面建筑较多，设计者主要突出了大金门、碑楼、孝陵殿、方城、明楼。这些大型单体建筑物普遍使用砖石起券，用石须弥座做基础，中部墙身以巨石或巨砖叠砌作拱顶，挑檐作石制，建筑物顶部依尊卑级别高低覆盖不同釉色的琉璃瓦构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是从明代开始的，具体说是从明初南京宫墙和陵墓建筑开始。用砖来起拱券，从而出现了无梁殿建筑，这是我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一个展，从而奠定了明清帝陵建筑技法的基本格调。这种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使明孝陵具有了相当的防火功能。与此同时，明孝陵的排水系统与建筑空间分割达到了和谐有序。南方雨水充沛，帝王陵墓排水系统必须完善，但又不能破坏整个陵域的风水。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

四、要进一步加强对明孝陵“原生形态”的保护。

1961年3月，明孝陵被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我国“明清陵寝”中的明显陵（湖北钟祥）、清东陵（河北遵化）、清西陵（河北易县）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时间2003年7月3日23时56分（巴黎时间7月3日17时56分），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南京明孝陵”作为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清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大会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已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仅仅是朱元璋陵墓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以朱元璋陵墓为主体的、占地约2公顷的文化遗存，其保护范围达31平方千里，其内容可分作三大块，第一块为明孝陵，第二块为明东陵，第三块为明功臣陪葬墓。明太子朱标的东陵遗址，据考古调查，位于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60米处，与孝陵毗邻。现作为一处遗址公园而成为孝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据史料记载，在明代，整个紫金山（钟山）都是明孝陵的陵域范围。王焕镳《明孝陵志》云：“钟山之阴，明功臣陪葬者十余人。”在这个区域中，尤其是在钟山西部和北部，分布着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明代十几位开国功臣陪葬墓，这些功臣墓是明孝陵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朱元璋的孝陵起着重要的护卫作用。根据《康熙江宁府志》和胡祥翰《金陵胜迹》等书记载可知，这些功臣墓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东鸥王汤和墓，皖国公仇成墓，江国公吴良墓，海国公吴桢墓，滕国公顾时墓，许国公王志墓，燕山侯孙兴祖墓，安陆侯吴复墓、汝南侯梅思祖墓等。这些功臣墓有的保存完好，如徐达墓、李文忠墓、常遇春墓等，环境已得到有效整治，并且对游人开放；但有的需进一步整治，有的墓葬甚至至今还未被发现，只是见诸史书记载而已。

杨贵妃是哪里人？

1. 古文除蝗的翻译与原文

除蝗 徐光启《除蝗疏》 国家不务畜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髙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

虽然水旱二灾有重有轻，欲求恒稔，虽唐尧之世，犹不可得此，殆由天之所设。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

此其与水旱异者也。虽然水而得一丘一垤，旱而得一井一池，即单寒孤子聊足自救。

惟蝗又不然，必藉国家之功令，必须羣邑之协心，必頼千万人之同力一身一家，无戮力自免之理。此又与水旱异者也，总而论之，蝗灾甚重，除之则易，必合众力共除之，然后易此其大指矣。

谨条列如左。 ◎ 蝗灾之时 谨按：春秋至于胜国其间蝗灾，书月者一百一十有一，书二月者二、书三月者三、书四月者十九、书五月者二十、书六月者三十一、书七月者二十、书八月者十二、书九月者一、书十二月者三。

是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糓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小民遇此乏绝最甚。

若二三月蝗者，按《宋史》言：二月，开封府等百三十州县蝗蝻复生，多去岁蛰者，《汉书》安帝永和四年五年比岁书：夏蝗而六月三月，书：去岁蝗处复蝗子生，曰；蝗蝻。蝗子则是去岁之种。

蝗非蛰蝗也。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羣行，是名为蝻。

又数日即羣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故《易林》名为饥虫也，又数日孕子于地矣。

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害之，所以广也。秋月下子者则依附草木，枵然枯朽非能蛰蔵过冬也。

然秋月下子者十有八九而灾，于冬春者百止一二，则三冬之候，雨雪所摧损灭者多矣。其自四月以后而书灾者，皆本岁之初蝗，非遗种也。

故详其所自生与其所自灭，可得殄绝之法矣。 ◎ 蝗生之地 谨按：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之地，湖漅广衍，暵隘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

歴稽前代及耳目所覩记，大都若此。若地方被灾，皆有延及与其传生者耳。

《略摭往牍》如元史百年之间所载：灾伤路郡、州县几及四百，而西至秦晋称平阳。解州、华州各二称陇陕。

河中称绛耀，同陕、鳯翔、岐山、武功、灵寳者各一。大江以南称江浙、龙兴、南康、镇江、丹徒各一，合之二十有二，于四百为二十之一耳。

自万厯三十三年，北上至天启元年，南还七年之间，见蝗灾者六，而莫盛于丁巳，是秋奉使夏，州则闗、陕、邠、岐之间徧地皆蝗。而土人云：百年来所无也。

江南人不识蝗为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有司士民尽力扑灭乃尽。故涸泽者，蝗之本原也，欲除蝗，图之此其地矣。

◎ 蝗生之縁 必于大泽之旁，者职所见。万厯庚戌，滕邹之间皆言起于昭阳吕孟湖。

任邱之人言：蝗起于赵堡口，或言来从苇地，苇之所生，亦水涯也。则蝗为水种，无足疑矣。

或言：是鱼子所化。而职独断以为鰕子何也。

凡倮虫、介虫与羽虫，则能相变，如螟蛉为蜾蠃、蛣蜣为蝉、水蛆为蚊是也。若鳞虫能变为异类，未之见矣，此一证也。

《尔雅》翼言：鰕善游而好跃，蝻亦善跃，此二证也，物虽相变，大都蜕壳即成。故多相肖。

若蝗之形酷类鰕，其身、其首、其纹脉、肉味、其子之形味无非鰕者。此三证也。

又蚕变为蛾蛾之，子复为蚕。《太平御览言》丰年，蝗变为鰕，知鰕之亦变为蝗也，此四证也。

鰕有诸种，白色而壳柔者散子于夏初，赤色而壳坚者散子于夏末，故蝗蝻之生亦早晚不一也。江以南多大水而无蝗，盖湖漅积潴水草生之，南方水草农家多取以壅田，就不其然，而湖水常盈，草恒在水，鰕子附之则复为鰕而已。

北方之湖盈则四溢，草随水上，迨其既涸，草流涯际，鰕子附于草间，既不得水，春夏郁蒸，乘湿热之气变为蝗蝻，其势然也。故知蝗生于鰕，鰕子之为蝗，则因于水草之积也。

◎ 考昔人治蝗之法 载籍所记颇多，其最著者则唐之姚崇，最严者则宋之淳熙勅也。《崇传》曰：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

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诏也。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

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徳。

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应命。崇移书谓之曰：聪伪主徳，不胜妖，今妖不胜徳。

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谓修徳，可免彼，将无徳致然乎。今坐视食苖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徳何。

若水惧乃縦，捕得蝗十四万石时，议者喧哗，帝疑复以问崇，对曰：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昔，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

后秦有蝗，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噉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蕃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

且讨蝗縦不能尽，不愈于养以遗患乎，帝然之。黄门监 卢懐慎曰：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蝗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

崇曰：昔，楚王吞蛭而疾瘳，。

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也。

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

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

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

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将无及。”

云曰：“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处遂励志好学，有文思，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

《劝学》怎么样？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於蓝而青於蓝；冰，水为之而寒於水。木直 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

故木受绳 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 无恒安息。

靖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 长於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舆马 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异也，善 於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 子死。

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於高山 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兰槐之 根是为芷。

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 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 之来，必象其德。

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

强自取柱，柔自 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 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

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 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 备焉。

故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 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 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蟮 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逐句翻译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让（它）停止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靛青从蓼蓝草中提取出来，但却比蓼蓝显得更青；冰水（遇冷）凝结而成，却比水（的温度）寒冷。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

木头挺直得符合墨线，用火去輮烤，使（它）弯成车轮，它弯曲符合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

即使再经风干日晒（它也）不能再挺直了，用火烤使它成这样的啊！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所以木头经墨线校正后一加工就直了，刀剑放到磨刀石上一磨就锋利了，君子广泛地学习并且每天检验自己的言行，就智慧高明而且行动也没有过错了。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我曾经整天苦苦地思索，比不上片刻学习的收获大；吾尝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我曾经踮起脚跟来向远望，比不上登在高处见得广。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登上高处来招手，手臂并没加长，却看到的人很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顺着风来呼喊，声音并没有增强，可听到的呼喊声很清楚。

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借助车马远行的人，并不是脚走得快，却能达到千里；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借助船只的人，并非会游泳，却可以横渡江河。

君子生非异也。善于物也。

君子的禀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不过是）善于借助外物罢了。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堆积泥土成为高山，风雨从这里兴起；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汇集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在这里产生；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积累善行养成好的品德，于是高尚的精神智慧就会自然形成，圣人的思想也是具备了。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所以，不积累半步一步行程，就无法到达千里远的地方；不汇集涓细的水流，就无法形成江河大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骏马一次跳跃，（毕竟）不能超过十步；劣马拉车十天（也能行千里）功效在于坚持不懈。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用刀刻一下就放下来，即使是朽木也刻不断；用刀刻个不停，即使金属和石头也可以雕刻（成器）。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蚯蚓（虽然）没有锐利的爪牙，强健的筋骨，（却可以）向上吃尘土，向下喝地下泉水，心思专一的缘故呀。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螃蟹虽然有六只脚和两只蟹钳，（但如果）离开蛇和鳝鱼的洞，它就没有可以寄居存身的地方，这是它用心浮躁（不专一的缘故）。

1、跟随（监督官员）来的有数十个随行人员，他们（依仗权势，在淮安）滋扰百姓（造成恶劣的影响），施世纶曝光了他们的恶性，并且毫不留情地严惩了不法分子。注意：白是使动用法，翻译时自己变通哈。

2、一整年督查漕运船只，相应的（累积下来的）弊端全部（修补）完整，没有丝毫错误。注意：这一句译的非常不顺，仅供参考，建议联系上下文翻译，让语序语意更加通顺。

3、施世纶为官聪敏强势，果敢决断，坚决打击作奸犯科之人，杜绝官员（仗势欺人）。

自己胡乱翻译的，仅供参考，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文言文中，“言”可以做动词表示“说话”，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名词：“说的话”，也就是说话的内容。

作为动词“说”，有很多近义词，但它们之间都存在细微差别。例如：

曰：子曰。——《论语·学而》。

说：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白居易《琵琶行》

道：不足为外人道也。——晋· 陶渊明《桃花源记》

白：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唐· 柳宗元《童区寄传》（白，含有禀报的意思）

谈：坐谈问之。——《战国策·齐策》

云：自云先世。——晋· 陶渊明《桃花源记》

谓：请往谓项伯，言沛公敢背 项王也。——《史记·项羽本纪》（谓，含有告诉的意思，“告诉他说”）

在特定的语境下，文言文中“曰”如果与另一个动词连用，可以省略“曰”字，让前面的动词具有“说”的意义。如：对曰、答曰、辩曰、问曰等，直接用：对、答、辩、问。

除的古文解释

chú

①<；名>；台阶。《史记？魏公子列传》：“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

②<；动>；清除，去掉。《荆轲刺秦王》：“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出师表》：“攘除奸凶，兴复汉室。”

③<；动>；扣除。《\\[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

④<；动>；逝去，过去。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⑤<；动>；清理，整治。《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

⑥<；介>；除了，除非。《祭妹文》：“除吾死外，当无见期。”《陈州粜米》：“，则除是包龙图那个铁面没人情。”

⑦<；动>；任命，授职。《<；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李密《陈情表》：“除臣洗马。”

除拜授官。范晔《后汉书？杨秉传》：“（桓帝）七年南巡园陵，特诏秉从……及行至南阳，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所除。”

除道修治道路。

除宫1.清除宫殿。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2.比喻宫廷易主。《后汉书？天文志上》：“是时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废为中山太后，立阴贵人为皇后，除之象也。”。

除身授官的文凭，犹今之委任状。《宋书？颜延之传》：“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湛之取义熙元年除，以延之兼侍中”。

除月十二月又称除月。

相关诗词：

虞俦：除夜书怀

姜夔：除放自石湖归苕溪

曾丰：除日送龙涎香与宋评事二首

韦应物：除日

杨万里：除夜宿石塔寺

吴锡畴：除夜

黄庚：除夜即事

方干：除夜

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 其四

陆游：除夕

徐瑞：除夜器仲孙概

方岳：除夜

汝南才子是谁?

（一）关于籍贯的论订一、唐代遗碑记述杨贵妃事迹最早的是唐天宝四年四门助教许子真所写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据《元一统志》载：“杨妃容县碑记，在普宁县东一百二十步。”后为《永乐大典》所援引。碑文不长，现抄录如下：“杨妃，容州杨冲人也。离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维，母叶氏。维尝谓先人云：“葬其祖去此十里许，逢一术土，忘其姓名，云：‘此坟若高数尺，必出贵子；惜太低，生女亦贵’。妃母怀娠十二月始生，初诞时，满室馨香。胎衣如莲花，三日目不开。夜梦神以手拭其眼，次日目开。眸如点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玉，相貌绝伦。后军都督杨康见之，以财帛啖其父，求为女。妃家素窭，不得已与之。康有二子读书，妃三岁，日夜同坐，听其诵读。渐长，通《语》、《孟》，康夫妇惜如珠玉。时杨长史琰摄行帅事，闻之，左右令其母皆来。一见大奇，私谓厥妻曰：‘此女姿质异常，貌有贵相，吾二女远弗逮也。’遂给以金帛与康，求为女。康不从，乃胁取之。举家号泣送去。居无几何，长史秩满，携归长安，与二女同教。惟妃性昭慧，谙音律，明经史。后进入寿王宫。二十四年，明皇诏入内，号太真，大被宠遇。天宝间，册为贵妃。”（1）然而，有许多说法却与此不同。《旧唐书·杨贵妃传》说：“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2） 没有明确提出籍贯。《新唐书·杨贵妃传》说得较清楚：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徒籍蒲州 （即永济，今山西蒲坂），遂为永乐人。”（3） 《杨太真外传》则说是“弘农华阴人，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这里说到村，算是较具体的了。后来又说到：“其父元（玄）琰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4） 因此后来又有杨妃是四川人之说。而《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杨元（玄）琰传》则说杨元（玄）琰是虢州阌乡人，即现在的河南陕县人。此外，还有说杨贵妃是湖南醴陵人的。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种的说法，究竟应以哪一种较为可靠呢？笔者认为应以许子真的碑记为最可靠。理由有四：一、碑文内容有根有据，来龙去脉，十分清楚。而且细节翔实。文中虽有某些色彩，这正同史传上的许多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事迹，多少附带有某些甚至是迷信色彩一样，不足为怪。二、碑记是杨贵妃同时代的人所撰，是此历史的权威见证。其它一切杨妃籍贯的歧说，均远后于许子真的人所作，许子真是杨贵妃生活时代最有资格的发言人。三、这是一块确确凿凿的碑文，它有着一般书本文字所没有的特殊的文献价值。这总是先有其人其事并有其缘才能有其碑，唐当代的人对于一位贵妃，是不能随便以伪说勒石铭碑的。这是人们常识以内的事。四、许子真当时任四门助教，是有地位的学门教长。四门学唐代前原为大学，隶属于国子监，以传授儒家经典为职责。到了唐朝“始合于太学”，助教为三人。据柳宗元在《四门助教壁记》中说：“四门学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孙之为胄子者，及庶人之子为俊士者， 使执其业而居其次，就师儒之官而考证焉。”（5）因此，许子真是当时有颇高地位的人，撰这样的碑文是要负责的，决不会凭空捏造。古例，生不立传，所以此碑应系作于杨妃死后。碑文体例，传后必加评赞，正文之后必勒作碑年月，此碑独无；其纪事至入宫封贵妃，亦无结束语，可见并非全文，其后必有缺佚。碑文说杨贵妃“进入寿王宫”，再“诏入内，号太真，大被宠遇。”是历史的正面记载。对杨妃入寿王邸后，成了寿王的妻子，玄宗父夺子妇，先令她出家当道士，号太真，到天宝间再册为贵妃这一**的丑行，碑文只隐约其词，没有挑明，这也是“为尊者讳”的缘故。至于许子真碑记之外的各种杨妃籍贯的歧说，既有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南的分歧，又有南方的四川、湖南等地的涉及，内容简单，毫无细节。其依据，都是沿着杨玄琰的家族一脉相承来分说，不是随从“高祖令本”而出，就是跟着杨玄琰和杨玄璬的迁居与宦游而定，莫衷一是。那一家都没有说清楚杨贵妃的具体来历。更应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后人的编述，五代刘昀编旧《唐书》时，距杨妃之世已一百八十多年；宋太宗朝乐史作《杨太真外传》时，更已在杨妃既死二百八十多年之后。年代久远，材料间接，因而各自说法混乱，根本不能同当时许子真亲身经历的实录碑文相比。就是时距杨贵妃死后五十年白居易写的《长恨歌》，以及陈鸿写的《长恨歌传》，都没有明确肯定杨贵妃的籍贯。《长恨歌》只说“杨家有女初长成”，但没有谈到这个杨家女从何而来，生父是谁，家在何方。因此，我们不能作出贵妃是杨玄琰亲生女的结论。《长恨歌传》也只说“得弘农杨玄琰女子于寿邸”（6）。实际上这个弘农（今河南灵宝县）是唐代的一个郡， 是杨玄琰被封为弘农郡公时的爵邑，并不是他的故里，以此作为杨贵妃的籍贯是错误的。二、后世的记载说杨贵妃是容县人的，并不单是许子真一家。从唐代到清代，不少文人学者加以撰述，许多史章典籍为之详加记载。自许子真碑记被作为历史文献载入元史乘类书《元一统志》与明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史乘类书《大明一统志》之后，在明代，还有曹学佺的《广西名胜志》，魏浚的《岭南琐记》，以及邝露的《赤雅》等书志，他们都有经过调查以后的发言权。曾学佺说：“杨山在县（容县）西云凌里，唐杨贵妃产于此。”（8）邝露还从他的家乡广东深入到容县去调查，在杨贵妃的出生地参观了杨妃井，并品尝了井水。在清代，有关记载也很多，有权威性的是康熙年间钦命编撰的大型丛书《古今图书集成》。书中明确肯定：“贵妃姓杨，容州云凌里人， 小名玉环。”（9）与此同时，浙江名学者曾任桂林通判的汪森，在《粤西丛载》里引用了《梧州府志》也证实杨贵妃是“容州云凌里人。”（10）汪森为了编写《粤西通载》（包括粤西文载、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又称三载），曾经穷年累月，遍搜广西、浙江等地的文史资料，埋头研究，终于大功告成，是公认的研究广西问题的专家，有“广西通”之称。到嘉庆年间，学者董浩等更把《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收进了有影响的《全唐文》。（11）在决定收录之前，董浩曾数度与寓居北京的容县文士周耀昌面谈，得到证实后始行收录。对此，周耀昌在他的《玉峰漫笔》中说：“贵妃，亦妇人耳。嘉言懿行，书无著录，而为后世关注如此，迨亦悲其遇乎？”此外，出于广西的地方志如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广西通志》和《梧州府志》，以及《容县志》等等，记述杨贵妃是容县人的，就更多了。一个有争议的历史妇女人物，得到历代这么多的重要史章典籍的纪录和权威学者的关注考订，是不多见的，也绝不是偶然的。即使其中有人受到许子真碑记的影响，但如果碑记不可靠，权威的学者是绝不会盲从的。三、历史的赋咏不仅如此，历代还有许多骚人墨客，在他们的吟咏中确认杨贵妃系生于容县。明代诗人徐棻在《梧州怀古》七律中写得好：“王孙芳草自天涯，把酒凭高眺落霞。云冷玉环妃子宅，春残金谷美人家。丹砂寂寞送瑶岛，斑竹扶疏渺翠华。惟有苍梧城上月，年年清影照凄鸦。”（12）诗中的颔联，不仅描写了生在北流江（绣江）边的杨贵妃，而且旁及了生在南流江边的梁绿珠。我国四大美人中的两个都生在广西梧州府的辖区之内。据《广舆记》载：当时的梧州府管辖苍梧、容县和玉林、博白等十个县。（13）以此，可具见此诗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幽深的内涵。明代进士出身的浙江诗人彭清，于永乐十六年任容县知县时，曾写有《容县八景诗》，汪森的《粤西诗载》收了四首，其中的《云凌斑竹》咏的就是杨妃故里民间传说的遗迹。诗云：“云凌竹，何斑斑？云是玉环幼时泪，挥洒点缀成斑斓。迩来千有百余载，犹自脍灸于人寰。天上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定将遗迹说杨家，此事朦胧莫可考。至今杨山麓，苍翠交林木。凤不下兮鸾不凄，只作琅玗耀人目。”（14）诗人悲叹杨妃的幼年被卖：“天生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但又指出竹因杨妃洒泪成斑乃是无稽之谈：“定将遗迹说杨家，此事朦胧莫可考。”诗人说的完全正确，“云凌斑竹”无疑出于附会，但也表明了杨妃确系生于容县。因为其地要是没有杨家“天生佳丽”其人，没有“父母生兮不自保”其事，也就不会有“云凌斑竹”的传说。凡属于附会的传说，必先有所附，然后始能牵合成词。不是出于对杨妃这个本地人怀有感情，容县人大概是不会编出这个传说来的。主编《永乐大典》的解缙也写诗证实过杨贵妃出生于容县。他在《勾漏访古》中写道：“北流县下古铜州，平地山岩笼玉楼。谁为丹砂赴勾漏，人传青竹满罗浮。杨妃井塌风烟古，葛岭寺（应为葛令寺）荒草树秋。却忆故乡山更好，锦袍归去棹扁舟。”（15）解缙是受贬而到容州北流来的，他经容州时看到了已湮废的贵妃井，所以有此吟咏。现在这首诗还刻在北流县勾漏洞内。这个井是指杨贵妃故里井，在容县杨皮村饶家屋角石堆下，附近有黄皮果树，离溪边村道不远。后来由于风水先生说此井不利，村人每多口角；又谬说饮井水生美女会惹事生非，因而乡人用一大石坂把井口封盖住。对于杨贵妃的籍贯，在诗歌中表达得最明确的，莫过于清雍正浙江诗人商盘的《杨妃井歌》了。诗曰：“范阳战鼓边尘起，雨湿梨花葬妃子。杨氏当年掌上珠，生长容州普宁里。戚晚消亡历劫沙，行人犹自访杨家。倾域丽质归宫禁，隔代遗踪汲井华……此井炎云瘴雾中，古波不动虾蟆伏。君不见、梁家鬻女珠盈斛，坠楼不惜埋金谷。一勺泉留双角山，萋萋蔓草含情绿。”（16）这首古体诗同样拿杨贵妃来与绿珠相比，说明古代诗人对我国这两个古代美人出生在南北流二江很感兴趣，而且对其惨遭不幸深表同情。此外前人从容县这一地方落墨为杨妃题咏尚多，在此就不能—一列举了。四、古迹佐证在杨贵妃的故乡容县，不但有许多诗文的记载，而且有名胜古迹可资考证。除了上述的杨妃井和云凌斑竹之外，还有梳妆台、杨妃山和杨妃庙等。梳妆台在容县城东门外唐代遗迹经略合真武阁附近，相传那是古代容州官暑所在。杨贵妃被杨康和杨玄琰递相买养以后，都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后人即名之曰梳妆台。可惜年代久远，加上天灾人祸，建筑物早已无踪了，但地基尚可辨认，人们的题咏尚在。清代容县诗人王维新唱道：“内殿春风扫十眉，名牵长史迹纷歧。绣江亭榭分明在，镜匣芙蓉惝怳疑。汨汨温泉无锦槛，萧萧斑竹有荒祠。书生吊古如亲见，忧化初承恩泽时。”（17）诗的第二、三、四句，乃系针对杨妃籍贯的歧说而发。说由于杨妃名义上为杨玄琰（长史）的女儿，遂至对她的踪迹（指出生地）产生了纷歧的说法。绣江旁边明明摆着她的遗迹，竟也使她的出身事迹成了疑案。诗的后半首还举出斑竹、杨妃庙两古迹为证，说使他这个本地人（书生）“吊古如亲见”，亲切之情，跃然纸上。清代江西诗人赵德湘在《容县杨妃梳妆楼》一诗的首联中，也说得很清楚：“群峰拔黛引游船，生长杨妃艳此邦。”（18）杨妃山在杨皮村附近的金牛岭上，又名狮子山。这就是碑记中杨贵妃父亲说过的那座坟山所在地。上面葬有杨贵妃的祖先，其坟叫“王母点兵”，名堂很别致。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贵妃祖籍容县，也是无可置疑的。杨妃庙在杨皮树，保存时间最长。该庙又叫娘娘庙，规模相当可观，除了正殿还有附属廓屋，山前山后还有杨妃庙的园林地。庙的左右两厢，历代文人的题辞碑刻很多，其中一幅中间写着李白《清平调》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旁有一首意境绝俗，脍灸人口的联语：“莫道空山环珮寂，犹闻古井石泉香。”庙内还供有一块银牌，上面刻着杨贵妃的生卒年月。此外，庙内还保存有不同年代的石碑数幅，只因保管不得其法，碑文剥落甚多，殊为可惜。无疑地，这些古迹都自然而然成为杨贵妃出生于容县的佐证。1950年笔者在容县地委工作期间，曾听下乡到杨皮村工作的同志回来说过杨妃庙的情况。痛惜一场浩劫，现在听说已经荡然无存了！我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都有著名的同她们的出生地相关联的名胜古迹。如西施的故里浙江县有浣纱石、浣纱亭和西施谷；王昭君的湖北兴山县有昭君村、昭君井、望月楼、妃台山和梳妆台；绿珠的广西博白县有绿珠井、绿珠祠和绿珠江；而杨贵妃的故乡容县也有贵妃井、杨妃山、贵妃庙、梳妆台和云凌斑竹等。杨贵妃同王昭君一样，与其相关的名胜古迹都是最多的。这都是因人而设的景物，是因人而流传下来的古迹，是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公认的佐证。“西子院遗石，贵妃生有村。香泉红泪在，曾照马嵬魂。”（19）清代湖南诗人周志勋的五绝，多少道出了这个古迹的参证价值。对此，民国初年广西诗论家梦秋，在《桂海百一诗话》中也有过肯定的论证。他在列举了绿珠、王昭君、西施和薛涛各在其家乡有其名字所冠的古迹之后，接着说：“容县有杨山、杨妃井，盖取美人出处为名。”（20）五、家乡的嘉果杨贵妃酷嗜荔枝。本来，爱吃荔枝的人，不一定就是产荔枝的岭南的土著。苏东坡、白居易都盛赞荔枝，他们就都不是岭南人。但是，也有人因四川也产荔枝（质颇差），便以此证明嗜荔枝的杨妃是四川人，所以这里也就特地说一说。而且，从前人的诗文中，也可于此窥见杨妃生于容县的端倪。荔枝是亚热带的特产，以广东、广西、福建最著名。其中尤以广州附近增城一带出产的挂绿和黑叶等品种至为名贵，这在汉晋朝代就是朝廷钦定的贡品。五代时，南汉状元梁嵩的《殿试荔枝诗》，就说明了杨贵妃与岭南荔枝的关系。诗曰：“露湿胭脂拂眼明，红袍千裹画难成。佳人胜尽盘中味，天意偏教岭外生。橘柚远惭登贡籍，盐梅应合共和羹。金门若有栽培地，须占人间第一名。”（21）梁嵩是平南县人，同杨贵妃故里毗邻。杨贵妃的家乡容县，也是产荔枝的所在，县西离现在汽车站约三公里有村名荔枝根，就是古代有名的出产荔枝的地方。杨贵妃进宫以后，唐玄宗为了取悦这位宠妃，于是下令广东进荔枝。在每年荔枝季节，便通过驿道，日夜兼程，一站一换人马，从广东远送荔枝到长安宫中。关于这件事，史学家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写得最为确凿：“杨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高力士，广东高州人，家距容县甚近）……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驿地致之。比至长安，味色不变。（22）但，历来有不少人怀疑此事是否属实。因为，荔枝一经摘下，“一日则色变，二日则香变，三日则色、香、味俱尽矣！”（白居易《荔枝图谱序》）不论如何快的驿马，不论如何日夜兼程，也决不可能在三数日内把摘下的荔枝从广东运到长安。然而，古人自有办法，故宫刊物《紫禁城》对此有档案资料。那办法很简单：把将熟的荔枝大枝大枝地斩下，以容器盛水，好似插花那样养着，然后装运。路上还要不时往叶上洒水散热，减少水份蒸发。用此办法，路上当然也还会坏掉不少，但总有一部份可以保鲜运到。当时广东曲江人唐玄宗朝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章，任岭南经略使，贡荔枝就是由他筹划运送的。他因积功得加三品，并升迁为光禄大夫。就连认为“妃生于蜀”的宋代乐史，在《杨贵妃外传》中，也曾多次提到荔枝是由南方的广州送去的。说杨贵妃“尝荔枝，南海荔枝胜于蜀者，故每岁驰驿以进。”（23）杨贵妃缢死的时候，唐玄宗还叫高力士用岭南送来的荔枝祭奠。可见杨贵妃同岭南荔枝的关系是多么的深！然而苏东坡却说是由涪江送去的。他在《荔枝叹》诗中说：“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于涪。”（24）不知何据？《唐诗故事》曾说：唐代的荔枝“四川产的大多是早熟种，质量最差，果肉薄而酸，即使是最佳者，也只相当于福建下等品种。”（25）既然杨贵妃爱吃“美味水果荔枝”，岭南荔枝又是历来的贡品，决没有从涪州送去“质量最差”的酸荔枝的道理。早在唐代，就有名诗人号称郑鹧鸪的江西人郑谷作过明白的解说。他在《荔枝》诗中写道：“平昔谁相爱，骊山遇贵妃。枉教生远处，愁见摘来稀。晚夺红霞色，晴欺瘴日威。南荒何所恋，为尔即忘归。”（26）诗中说的“生远处”，“瘴日威”和“南荒”、“忘归”等等，无疑地都是贵妃与荔枝同生于岭南的写照。南宋四大诗人之一，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27）这说明惟两广的荔枝才能“晴欺瘴日威”。清代道光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是江苏有名的学术权威，曾对苏东坡作过不太伤雅的嘲笑，他在《岭南荔枝词八首》的二首中写道：“岭外书传唐伯游，风枝露叶汉宫秋。如何天宝年间事，欲把涪州换广州？”（28）如果苏东坡尚在，真不知作何答复。阮元接着写道：“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这里不但明确地肯定了岭南荔枝为贡品，而且清楚地说明了杨贵妃和高力士这两个两广人，在贡荔问题上的密切关系。好一个“最将风味念家乡”！何止是高力士，杨贵妃更是思念着品尝家乡的风味——两广的荔枝。苏东坡后半生的最大不幸，是远贬广东的惠州和海南岛儋县以及广西的合浦。但他在不幸中却尝到了名闻天下的岭南佳果荔枝，他大快朵颐之余，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既然涪州的荔枝堪为贡品，他何不“归作涪州人”呢？“最将风味念家乡”，杨贵妃之为容县人，是前人所确认的。六、阿蛮何所指杨贵妃的名字很多，她小时叫玉娘；成长后，取名为玉环；到了入宫修道，号曰太真。但在宫中，她却被呼唤为玉奴和阿蛮。唐诗人郑隅在《津阳门》长诗中说：“三郎紫笛弄烟月，怨如别鹤呼羁雌；玉奴琵琶龙女拨，倚歌促泪声娇悲。”（29）这个三郎指唐玄宗，玉奴就是杨贵妃。奴，本是女子的卑称，但在当时的宫廷内，却含有爱称的意思。这个玉奴，就是玉娘的变称。至于称呼叫阿蛮，就更说明杨贵妃是广西人的问题了。两广，古称蛮夷之地。西汉南越王赵佗，据有两广，他写信给汉文帝，就自称“蛮夷大长”。唐代光化中尚书左丞狄归昌在《题马嵬驿》一诗中说：“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30）就是明确地把杨贵妃称为阿蛮的。当时唐明皇宫中除了杨贵妃之外，还有一个宫女叫谢阿蛮。因为她是广东新丰县人，所以也叫阿蛮。唐明皇帝为了讨好这两个阿蛮，还在宫禁戏称自己为阿瞒，以表示谐音名字的亲昵。我国晚清大词人临桂的况周颐，在他的《蕙风簃二笔》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作过了明确的论证。他在援引《鹤林玉露》所载上述狄归昌的诗以后，肯定地说：“玉环一名阿蛮，可谓粤产佐证。北人概称南省曰蛮也。”（31）接着况周颐又援引了《永乐大典》所载的许子真碑记，最后他下结论说：“许子真与妃同时所记，得诸咫闻，必无舛误，而妃为粤产无疑矣！”（32）人们称杨贵妃为阿蛮，显然是因为她来自南方。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便是。东晋范晔的《南蛮志》有过说明。在唐代也有好几个诗人写过广西是南蛮的诗，如宋之问的《过蛮洞》，刘禹锡的《蛮子歌》，以及项斯的《蛮家》等等。当然，这是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和僻远边民的辱称，但人们之称杨贵妃为阿蛮则与此不同，因她曾被唐明皇所宠遇，阿蛮之名又是首先从宫里叫开去的，所以辱称也就变成了爱称。七、辩疑驳议从上面所列诸多资料来看，说杨贵妃出生广西容县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可是光绪二十三年本《容县志》以易绍惠、王永贞等人为首的编纂者，在记载许子真碑记的同时，又在附录后对杨妃生于容县说加按语道：“其荒诞似不足深辨。”并说“题咏流传、渐成故实；作庙立祠，其惑滋甚”，（33）这是唐许子真碑记、于元代见诸典籍，杨妃生于容县的事实为人所公认后，历时五百五十余年，又第一次被人斥为荒诞。但是斥之者举不出任何荒诞之处，只含糊其词说“似不足深辨。”他们不敢碰到许子真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也不敢涉及历代史章典籍的记载。只死抱住《杨贵妃外传》不放，说“妃生于蜀”，并振振有词认为《杨贵妃外传》的作者乐史是“唐史官”应该没有错。对此，容县清举人刘荆山（也作京山、耕山）曾经有过评论：“其人（指上述作按语者）除帖括（应考科举的八股程式）外即不知有学问，于彭（清）、王（维新）诗乃不知所云！”（34）意谓写上述按语的人学识谫陋，连彭清的《云凌斑竹》和王维新的《梳妆台》两诗也没有读懂，以为彭、王也认为杨贵妃生于容县之说无稽、可疑，所以就发出了“其荒诞似不足深辨”、“为惑滋甚”等论调。刘荆山与编纂《容县志》诸人同代而较年轻，熟知其人及编写情况，他的话是足够说明上述按语的来由的。彭清的诗有“定将遗迹说杨家，以事朦胧莫可考”两句，县志撰人以为是说杨妃生于容县是无稽之谈，他们没有理会诗题是“云凌斑竹”，句中的“遗迹”即指此。句中的“此事”乃指杨妃洒泪于竹成斑这一传说，昧乎此，于是对诗作出了南辕北辙的理解。其实彭诗前面“天生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两句，就是据许子真碑所载杨妃幼年被卖事，认定了杨妃系生于当地杨家了。对此他们也没有理会。王维新诗有“镜匣芙蓉惝怳疑”之句，他们以为是王维新也怀疑说杨妃生于容县，在此梳妆是否有其事。其实恰恰相反，王诗正是指斥那些杨妃生于容县以外的歧说。词的第二句“名牵长史迹分歧”即明确指出这些歧说是由于杨妃挂上了杨玄琰这个养父而产生的。接着“绣江亭榭分明在，镜匣芙蓉惝怳疑”两句对歧说作了驳斥：“杨妃的遗迹就分明摆在绣江旁边，竟也要怀疑她是否在此居住梳妆过。”彭、王两诗并不难懂，如果真如刘荆山所说“不知所云”，则其人的学问也就可想而知。最笑话的是《容县志》的撰人竟把《杨太真外传》的作者乐史说成“唐史官”！稍通文史的人也不至于闹这样的笑话。乐史，字子正，江西宜黄人，是宋太宗朝的著作佐郎，后知凌州，召为三馆编修。他是一个著作家，写过四百余卷书。名气很大。《容县志》撰人对之懵然。刘荆山说他们“除帖括外即不知有学问”，并不过份。还要指出的是，《杨太真外传》并不是史书，它是一部，是《顾氏文房》的一部份，不能作为正史，要说是史，也只能是野史。试问：有虚构成分的怎能拿来作为历史重要人物籍贯的依据呢？据此而作出的推论，也就当然站不住脚。作为一个县志的编者，怎能够张冠李戴，轻率地去否定唐代见证人的碑记，再把宋人牵扯作唐人，奉之为权威证人呢？这些编者还把苏东坡《赠川妓杨姐》的诗：“须信杨家佳丽种，洛川自有落妃池”（35）用为“妃生于蜀”的依据。这个洛川就是导江，即现在的灌县。那里是传闻有“落妃池”。即使传闻属实，那是杨妃跌落过的地，也只能说明杨妃曾随杨元琰在四川住过，并不能证明杨妃生于四川。苏东坡的诗，只是即兴赠川妓杨姐的酬酢之作，可见其中的戏谑程度。以此作为掌故，似欠严谨，也难笃信。除了苏东坡，就再也役有多少人吟咏过这件事了。就算是一个依据吧！也是仅此一端，别无佐证。比起杨贵妃出生地容县历代琳琅满目的诗文和众多的遗址古迹来，那是差得太远了！翻阅现在流行的各种辞类书，如《中国历史名人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辞源》和《中文大辞典》等等，也没有哪里是记载“妃生于蜀”的。这些辞类书宁可沿用各有说法的新旧唐书的观点也没有取宋乐史“妃生于蜀”的说法。因为那是出于《杨太真外传》这本的东西，而和野史都不能作为正史看待的。杨贵妃并不是杨玄琰的亲生女，仅是一个养女。养女隶籍于养父，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杨玄琰为什么讳言养女呢？很明显，是因为杨贵妃生得聪明伶俐，美丽标致，既“通语孟”，又“性昭慧，谙音律，明经史”，是一宗可居的奇货，是可以换取高官厚禄的无价之宝。因为养女一旦为所看中，就可以女荣父贵，全族享福无穷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实这一点。因此，杨玄琰一把养女杨贵妃带回了长安，就成了杨家的千金，与杨玄琰的两个亲生女等同一体，这不仅瞒过了贵族，而且欺骗了唐代以后的一些史官和历史作者，以及一些地方志的编纂者了。但这事瞒过了别人，却是瞒不过杨贵妃的，因为她被卖时已有三岁多，卖后又在容州官署住过一段时间，长到好几岁才带去长安。入宫以后，更得到玄宗的宠爱，可以想象，她总是要说出这些心里话的。玄宗在宫中叫她为“阿蛮”，也表示他知道杨妃的来历。

《小学语文资料包》对对子

张景中，董雷，李新民，李敬斋，关爱和。

自古汝南有“负山面淮，控扼颍蔡”之险，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450年，奠定南北朝对峙局面的刘宋、北魏悬瓠之战。

公元817年，李愬雪夜入蔡州活捉吴元济，结束唐末藩镇叛乱；

公元1234年，宋蒙联军灭金之战和1601年，闯王李自成威震中原的汝宁府之战都发生在这里。

汝南因汝水而得名，汝水上游被截之后，蔡州改为汝宁府，而过汝南的汝水又因汝宁府而被称为汝宁河。名城多杰，汝南自古人杰地灵。千百年来，这一方灵土早就了众多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名人贤士。

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说文解字》作者许慎，东汉名扬天下的“鸡黍之会”的张邵，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斩杀关羽的吕蒙，中唐著名才女，毒死叛臣李希烈的巾帼英雄窦桂娘都是汝南人士。明代更是人才辈出，仅万历年间汝南就出了五十一名进士，时有“汝半朝”之称。

汝南还是英杰荟萃之地。蜀主刘备奔汝南领豫州牧，北魏孝文帝率军南征，在汝南会宴群臣。唐朝重臣、大政治家、书法家、爱国老人颜真卿为招降李希烈，被扣于城北龙兴寺，最后壮烈殉国，建国时汝南尚存鲁公庙。宋代欧阳修在蔡州任知州，度过了他最后一个任期，秦观来此写下了《汝水漫记》。苏轼下黄州途经汝南，留下了“淮西功绩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的诗篇。《水经注》称“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经襄城、郾县、西平、上蔡、汝南郡郡治、平舆、新蔡入淮。

从上到下主要支流为滍水、澧水、潕水、瀙水、溱水、澺水。由《水经注》可知，古代汝水是淮河的一条比较大的支流。

今日的南汝河发源于泌阳县，经遂平，上蔡 ，汝南，平舆，正阳，新蔡 ，在班台纳洪河，于洪河口入淮。汝南县城西北以上河段即为古代的瀙水。

溱头河为南汝另一源，本为汝水下游支流，在汝南县城东南注入古汝水 ，因汝水以上源水断，与遂平瀙水成为汝水源头。溱头河古称溱水，《水经注》称“溱水出浮石岭北青衣山，亦谓之青衣水也”。发源于确山与泌阳交界千眼岭，流经确山、汝南两县，全长135千米，流域面积185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竹沟河、渠南十里河、吕岗河、小沙河等。

在上游建有薄山水库，总库容6.2亿立方米。溱头河在夏屯并入宿鸭湖水库。夏屯以下河段成为宿鸭湖水库泄洪道，于沙口注入古汝河，随汝河入淮。溱头河由于“溱”字生僻，在当今地图及书籍中多称“臻头河”。溱头河在当地俗称沙河，上游称石滚河，下游又称余子河。在清代史料中多称“吴寨河”。

汝南文化灿烂，文物繁多，有文化遗址280多处，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被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被省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平原人工水库——宿鸭湖，碧波万顷，风景如画；有亚洲最大的的寺院——南海禅寺，宝刹雄伟，琳宫璀璨；有天下最小的山——天中山，山不在高，却是天下之最中的标志物，也是中国古代地理中心和校核时间的地方；还是世界著名的爱情梁祝故事的发祥地——梁祝故里，缠绵凄婉，源远流长；更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书的“天中山”碑刻。说汝南不能不说天中山。当年，周公营建东都洛邑时，广建圭表测日影以找寻“天下之最中”，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汝河之滨建起古天文观测台——天中山，开创了“中正和谐”文化之先河。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书“天中山”三个大字，使得“天中山”声名远播，并成为天中文化的传承标志。据旧志记载，有名人墓冢五十八处，寺庙楼阁八十八处，亭阁楼堂九十一处，远近坊表一百一十五座。虽历经沧桑，许多名胜多已不存，但存至今者，依旧见证着历史的荣辱辉煌。耸立在南关的悟颖塔，造型优美，巍峨挺拔；城北三里，有古时“测日影，考分数，标为天下之中”的天中山。山之阴，有颜真卿亲书的天中山石碑。山之阳，有李溯“竹击鹅鸭，以乱军声”的鹅鸭池。

城东区，有唐朝修建的寺，城北区有明朝修建的雄伟壮观的大成殿。城近郊，汝水旁，上有相传为西汉名士费长房遇仙处——壶仙观，下有牛皋大战金兵，打金朝名将兀术于马下的遗址——兀术落。城之南隅，有经明，清营建数百年的寺庙群，亚洲最大的寺院——南海禅寺。真是不胜枚举。西汉高帝二年始建汝南郡，郡治在上蔡，这里属平舆、宜春和安城三县所辖。至迟在文帝时，汝南郡已由陈郡析置。

景帝二年，置汝南国，立其子刘非为汝南王。三年，徙刘非为江都王，汝南国除为郡。武帝元朔五年，削淮阳国之期思、弋阳二县属汝南。宣帝元康三年，又得淮阳郡长平县。成帝元延三年，封淳于长为定陵侯，置定陵侯国，属汝南郡。又以新汲县属颍川郡。元延、绥和之际，汝南郡领三十七县：平舆、阳安、阳城、（氵隐）强、、女阳、鲖阳、吴房、安成、南顿、朗陵、细阳、宜春、女阴、新蔡、新息、灈阳、期思、慎阳、慎、召陵、弋阳、西平、上蔡、寝、西华、长平、宜禄、项、新郪、归德、新阳、安昌、安阳、博阳、成阳、定陵。郡治在平舆，属豫州刺史部。　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河南东南部、安徽阜阳一带。

东汉时，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改寝县为固始县；三十年，长平、西华、新阳、扶乐（新置）四县属淮阳国。永平十五年，汝南郡为国，封皇子畅为汝南王。建初四年，国除为郡。顺帝时领三十七县：平舆、新阳、西平、上蔡、南顿、汝阴、汝阳、新息、北宜春、（氵隐）强、灈阳、期思、阳安、项、西华、细阳、安成、吴房、鲖阳、慎阳、慎、新蔡、安阳、、宜禄、朗陵、弋阳、召陵、征羌、思善、宋、褒信、原鹿、定颍、固始、山桑、城父。郡治迁至平舆，在今平舆县境北部的射桥村。

建安十八年，曹操析汝南郡之城父及沛郡数县置谯郡。又析汝南郡、江夏郡置弋阳郡。三国魏沿袭前制，汝南城当时是临近郡治的一个大集镇和水陆码头。西晋太康中汝南郡领十五县：新息、南安阳、安成、慎阳、北宜春、朗陵、阳安、上蔡、平舆、灈阳、定颍、南顿、汝阳、吴房、西平。惠帝时分汝南郡置南顿国。永嘉后汝南没入后赵。

到东晋时，迁上蔡县治于此，称悬瓠城。悬瓠，是个象形地名，《水经》云：“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支左别出一支，又屈东转南形若垂瓠，故号悬瓠城。”晋义熙十二年，汝南郡迁至悬瓠城。南北朝时，汝南先属刘宋、南齐。后归北魏、北周。刘宋元嘉末年，豫州（洛阳）为北魏所陷，刘宋侨立司州于此。北魏延兴二年，改悬瓠城为豫州，置汝南郡。北周在此置总管府，于大象二年改为舒州。隋开皇初年废汝南郡，恢复豫州，不久又改豫州为溱州，大业初年又改为蔡州，设汝阳县，恢复平舆县为其所辖，同时废保城县并入汝阳。

唐武德四年复置豫州，代宗年间为避皇帝李豫之讳，又改名为蔡州，设刺史，另置淮西节度使。五代和宋时沿袭前治，因蔡州距当时的宋京都泞梁只有七驿之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在此置淮康军。

金兵陷蔡州，改置镇南军，并建行宫于蔡州幽兰轩，公元1234年金王朝覆灭于此。元至元三十年改蔡州为汝宁府，成为河南行省八府之一。

明沿元制，成祖朱棣封藩四子于此，称崇庄王，在此传11世。

清仍为汝宁府，1913年废府，改为汝南县。

1924年另置河南省第八行政督导专员公署于此。

解放初，曾设汝南专署，1950年建汝南市，1951年市合并于汝南县。

现为汝南县即汝南县城，隶属驻马店地区。

据《汝南县志》记载，鸡黍台位于金铺镇金铺村北，旁有二贤祠，供奉范式、张劭。金铺原名张庄村，东汉时，汝南张庄人张邵为太学生，与山东金乡范式同学，二人友谊甚笃。卒业临别时，范式约明年某年某日去汝登堂拜见张劭母亲。第二年，约定的日子到来时，张劭让母亲做好饭菜等范式，张母以为金乡太远，范式未必能到，张劭认为范式很守信义，一定能到。张母就杀鸡做黍，等待范式到来。到中午，范式果然到了，二人在门外土台上尽欢而别。张母及乡人无不称范式为信士。以后，每次范式来汝，张劭即于土台上置鸡黍来招待他。几年后，张劭患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以不得见范式而憾。出殡时，棺重移不动。已做功曹的范式，梦见好友病故，素马单车前来吊唁，由他执绋，棺柩才埋入土中。后人筑鸡黍台，在张宅建二贤祠，改张庄为金乡铺，以示纪念。

“周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世家。最早源于古代的姬姓，这是炎帝和周人祖先后稷的姓，在中国算是最古老的姓氏了，周时迁至河南汝南。”“从黄帝直到周武王建立周朝，周姓有一个传说中的世家。经过西周一朝的发展，至周平王东迁，其次子烈封于汝坟，成为周姓人所尊奉的周姓始祖。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其中的一个儿子姬烈被封在汝坟，经过十九传，至姬邕时东周被秦所灭。虽然封国已不存在，可是源自周朝血脉世代食周爵禄俸的姬邕家族却在习惯上仍被人称作‘周家’，姬邕索姓也以‘周’为姓，以示纪念，以示不忘本，并代代相传。

邕生秀，秀生仁。这时已到了西汉时代，汉初统治者为了笼络民心，特地封周仁为汝坟侯，赐号正公，绍续周室香火，周汝坟地势卑湿，遂徙地于汝南郡，这支周姓在当地生息繁衍，形成汉唐时期著名的汝南周氏。

据考证，袁氏是虞舜的后裔。西周初，周武王追封先贤后裔，封有虞氏之裔妫满于陈（今河南准阳），建陈国。妫满死后，谥号为陈胡公。他的十一世孙有个叫诸公，字伯媛。伯媛的孙子涛涂，以祖宗字媛命氏。春秋时，媛氏世袭陈国上卿。当时媛、辕通用，故媛涛涂又写作“辕涛涂”。至西汉初，辕氏后裔政将“辕”字的“车”旁去掉，邕以袁为氏。唐宋时期的姓氏书名如《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对此均有详细记载。

据《汝宁府县志》载，汝南古为沈蔡诸国之地，战国时在楚魏二境之交，秦属颖川郡。到汉朝时设置汝南郡，隶属豫州，领县三十七，包括了今天的平舆、项城、西华、漯河、潢川以及安徽的阜阳、山东的蒙城在内的大片疆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战乱、官职调任等原因，虽然汝南袁氏又派生出许多支脉，向海内外广为发展，但发端于袁安的汝南袁氏始终是最为兴旺的一支。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袁氏名人辈出。

据唐人林宝《元和姓篡》载，“袁氏自后汉魏晋至梁陈，正传世二十八人，三公、会仆一十七人。《新唐书?宰相世系》等书记载，袁政后裔袁干封贵乡侯，袁干的八世孙袁良（东汉汝南人），其孙袁安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以严明著称，后官至司徒。和帝时，外戚窦宪兄弟专权，他不避权贵，多次弹劾窦氏兄弟的专横，为时人称颂。袁氏自袁安以后，兴旺发达，其子孙后代，累世官宦，四节五公，与东汉一代相终始（风《重修汝南县志》），历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

据清嘉庆元年编纂的《汝宁府志》及民国二十七年编印的《重修汝南县志》载，历代汝南袁氏封爵位的有六人，为各种史志收编的汝南袁氏名人有二十多位，如袁良、袁安、袁汤、袁逢、袁绍、袁术等，不少人在《东汉书》中列有志传。

清《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若其诗文根本六经，德业师模三代（袁可立、袁枢、袁赋诚），蠕言螳动，俱无愧于汝南家法。”此外，有关史志资料对袁氏及其名子墓冢亦多有记载，如《汝宁府志》、《重修汝宁府志》均轼明司徒袁安墓址方位，并附有墓址遗照。南朝梁置太清二年，析柴桑立汝南县。为寻阳郡治。故治在今江西瑞昌市境内。开皇九年，罢寻阳郡置江州，废柴桑、汝南县置寻阳县。

南朝梁侨置治蒙笼城（今湖北麻城市北、疑即今之鹅笼司），为定州和弋阳郡治所。武定末入东魏，定州改南定州，汝南县仍为治所。北齐天保七年废入信安县。北魏置 北魏时设置，北齐天保七年废，隋朝又复置，不久又省去。故城址在今河南宝丰县商酒务镇。

公元787年的所有历史

对对子常识

一 东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曰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曰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鱼翁。

河对汉，绿对红。雨伯对雷公。烟楼对雪洞，月殿对天宫。云叆叇，曰曈朦。腊屐对渔蓬。过天星似箭，吐魂月如弓。驿旅客逢梅子雨，池亭人挹荷花风。茅店村前，皓月坠林鸡唱韵；板桥路上，青霜锁道马行踪。

山对海，华对嵩。四岳对三公。宫花对禁柳，塞雁对江龙。清暑殿，广寒宫。拾翠对题红。庄周梦化蝶，吕望兆飞熊。北牖当风停夏扇，南帘曝曰省冬烘。鹤舞楼头，玉笛弄残仙子月；凤翔台上，紫箫吹断美人风。

二 冬

晨对午，夏对冬。下晌对高舂。青春对白昼，古柏对苍松。垂钓客，荷锄翁。仙鹤对神龙。凤冠珠闪烁，螭带玉玲珑。三元及第才千顷，一品当朝禄万钟。花萼楼前，仙李盘根调国脉；沉香亭畔，娇杨擅宠起边风。

清对淡，薄对浓。暮鼓对晨钟。山茶对石菊，烟锁对云封。金菡萏，玉芙蓉。绿绮对青锋。早汤先宿酒，晚食继朝饔。唐库金钱能化蝶，延津宝剑会成龙。巫峡浪传，云雨荒唐神女庙；岱宗遥望，儿孙罗列丈人峰。

繁对简，叠对重。意懒对心慵。仙翁对释伴，道范对儒宗。花灼灼，草葺葺。浪蝶对狂蜂。数竿君子竹，五树大夫松。高皇灭项凭三杰，虞帝承尧殛四凶。内苑佳人，满地风光愁不尽；边关过客，连天烟草憾无穷。

三 江

奇对偶，只对双。大海对长江。金盘对玉盏，宝烛对银釭。朱漆槛，碧纱窗。舞调对歌腔。汉兴推马武，夏谏著尨逄。四收列国群王服，三筑高城众敌降。跨凤登台，潇洒仙姬秦月玉；斩蛇当道，英雄天子汉刘邦。

颜对貌，像对庞。步辇对徒杠。停针对搁竺，意懒对心降。灯闪闪，月幢幢。揽辔对飞艎。柳堤驰骏马，花院吠村尨。酒量微熏琼杳颊，香尘没印玉莲双。诗写丹枫，韩夫幽怀流节水；泪弹斑竹，舜妃遗憾积湡江。

四 支

泉对石，干对枝。吹竹对弹丝。山亭对水榭，鹦鹉对鸬鹚。五色笔，十香词。泼墨对传卮。神奇韩干画，雄浑李陵诗。几处花街新夺锦，有人香径淡凝脂。万里烽烟，战士边头争宝塞；一犁膏雨，农夫村外尽乘时。

俎对醢，赋对诗。点漆对描脂。瑶簪对珠履，剑客对琴师。沽酒价，买山资。国色对仙姿。晚霞明似锦，春雨细如丝。柳绊长堤千万树，花横野寺两三枝。紫盖黄旗，天象预占江左地；青袍白马，童谣终应寿阳儿。

箴对赞，缶对卮。萤炤对蚕丝。轻裾对长袖，瑞草对灵芝。流涕策，断肠诗。喉舌对腰肢。云中熊虎将，天上凤凰儿。禹庙千年垂桔柚，尧阶三尺覆茅茨。湘竹含烟，腰下轻纱笼玳瑁；海棠经雨，脸边清泪湿胭脂。

争对让，望对思。野葛对山栀。仙风对道骨，天造对人为。专诸剑，博浪椎。经纬对干支。位尊==，德重帝王师。望切不妨人去远，心忙无奈马行迟。金屋闭来，赋乞茂林题柱笔；玉楼成后，记须昌谷负囊词。

五 微

贤对圣，是对非。觉奥对参微。鱼书对雁字，草舍对柴扉。鸡晓唱，雉朝飞。红瘦对绿肥。举杯邀月饮，骑马踏花归。黄盖能成赤壁捷，陈平善解白登危。太白书堂，瀑泉垂地三千尺；孔明祀庙，老柏参天四十围。

戈对甲，幄对帏。荡荡对巍巍。严滩对邵圃，靖菊对夷薇。占鸿渐，凤飞。虎榜对龙旗。心中罗锦绣，口内吐珠玑。宽宏豁达高皇量，叱咤暗哑霸主威。灭项兴刘，狡兔尽时==死；连吴拒魏，貔貅屯处卧龙归。

衰对盛，密对稀。祭服对朝衣。鸡窗对雁塔，秋榜对春闱。乌衣巷，燕子矶。久别对初归。天姿真窈窕，圣德实光辉。蟠桃紫阙来金母，岭荔红尘进玉妃。霸主军营，亚父丹心撞玉斗；长安酒市，谪仙狂兴换银龟。

六 鱼

羹对饭，柳对榆。短袖对长裾。鸡冠对凤尾，芍药对芙蕖。周有若，汉相如。玉屋对匡庐。月明山寺远，风细水亭虚。壮士腰间三尺剑，男儿腹内五车书。疏影暗香，和靖孤山梅蕊放；轻阴清昼，渊明旧宅柳条舒。

吾对汝，尔对余。选授对升除。书籍对药柜，耒耜对耰锄。参虽鲁，回不愚。阀阅对阎闾。诸侯知乘国，命妇七香车。穿云药闻仙犬，踏雪寻梅策蹇驴。金乌，二气精灵为曰月；洛龟河马，五行生克在图书。

欹对正，密对疏。囊橐对苞苴。罗浮对壶峤，水曲对山纡。骖鹤驾，待鸾舆。杰溺对长沮。搏虎卞庄子，当熊冯婕妤。南阳高土吟梁妇，西蜀才人赋子虚。三径风光，白石黄花供杖履；五湖烟景，青山绿水在樵渔。

七 虞

红对白，有对无。布谷对提壶。毛椎对羽扇，天阙对皇都。谢蝴蝶，郑鹧鸪。蹈海对归湖。花肥春雨润，竹瘦晚风疏。麦饭豆麋终创汉，尊羹胪脍竟归吴。琴调轻弹，杨柳月中潜去听；酒旗斜挂，杏花村里共来沽。

罗对绮，茗对蔬。柏秀对松枯。中元对上巳，返璧对还珠。云梦泽，洞庭湖。玉烛对冰壶。苍头犀角带，绿鬓象牙梳。松阴白鹤声相应，镜里青鸾影不孤。竹户半开，对牖不知人在否？柴门深闭，停车还有客来无。

宾对主，婢对奴。宝鸭对金凫。升堂对入室，鼓瑟对投壶。砚合璧，颂联珠。提饔对当垆。仰高红曰尽，望远白云孤。歆向秘书窥二酉，机云芳誉动三吴。祖饯三杯，老去常斟花下酒；荒田五亩，归来独荷月中锄。

君对父，魏对吴。北岳对西湖。菜蔬对茶饭，苣笋对菖蒲。梅花数，竹叶符。廷议对山呼。两都班固赋，八阵孔明图。田庆紫荆堂下茂，王裒青柏墓前枯。出塞中郎，羝有乳时归汉室；质秦太子，马生角曰返燕都。

八 齐

鸾对凤，犬对鸡。塞北对关西。长生对益智，老幼对旅倪。颂竹策，剪桐圭。剥枣对蒸梨。绵腰如弱柳，嫩手似柔荑。狡龟能穿三穴隐，鹪鹩权借一枝栖。角里先生，策杖垂绅扶少主；于陵仲子，辟纑织履赖贤妻。

鸣对吠，泛对栖。燕语对莺啼。珊瑚对玛瑙，琥珀对玻璃。绛县老，伯州梨。测蠡对然犀。榆槐堪作荫，桃李自成蹊。投巫救女西门豹，赁浣逢到百里奚。阙里门墙，陋巷规模原不陋；隋堤基址，迷楼踪迹亦全迷。

越对赵，楚对齐。柳岸对桃溪。纱窗对绣户，画阁对香闺。修月斧，上天梯。螮蝀对虹霓。行乐游春圃，工谀病夏畦。李广不封空射虎，魏明得立为存麂。按辔徐行，细柳功成劳王敬；闻声稍卧，临泾名震止儿啼。

九 佳

门对户，陌对街。枝叶对根荄。斗鸡对挥麈，凤髻对鸾钗。登楚岫，渡秦淮。子规对夫差。石鼎龙头缩，银筝雁翅排。百年诗礼延余庆，万里风云入壮怀。能辨明伦，死矣野哉悲季路；不由径袜，生乎愚也有高柴。

冠对履，袜对鞋。海角对天涯。鸡人对虎旅，六市对三街。陈俎豆，戏堆埋。皎皎对皑皑。贤相聚东阁，良明集小斋。梦里山川书越绝，枕边风月记齐谐。三径萧疏，彭泽高凤怡五柳；六朝华贵，琅琊佳气种三槐。

勤对俭，巧对乖。水榭对山斋。冰桃对雪藕，漏箭对更牌。寒翠袖，贵金钗。慷慨对诙谐。竹径风声籁，花溪月影筛。携囊佳句随时贮，荷锸沉酣到处埋。江海孤踪，云浪风涛惊旅梦；乡关万里，烟峦云树切归怀。

杞对梓，桧对楷。水泊对山崖。舞裙对歌袖，玉陛对瑶阶。风入袂，月盈怀。虎兕对狼豺。马融堂上帐，羊侃水中斋。北面黉宫宜拾芥，东巡岱畤定燔柴。锦缆春江，横笛洞箫通碧落；华灯夜月，遗簪堕翠遍香街。

十 灰

春对夏，喜对哀。大手对长才。风清对月朗，地阔对天开。游阆苑，醉蓬莱。七政对三台。青龙壶老杖，白燕玉人钗。香风十里望仙阁，明月一天思子台。玉洁冰桃，王母几因求道降；连舟藜杖，原为读书来。

朝对暮，去对来。庶矣对康哉。马肝对鸡肋，杏眼对桃腮。佳兴适，好怀开。朔雪对春雷。云移鳷鹊观，曰晒凤凰台。河边淑气迎芳草，林下轻风待落梅。柳媚花明，燕语莺声浑是笑；松号柏舞，猿啼鹤唳总成哀。

忠对信，博对赅。忖度对疑猜。香消对烛暗，鹊喜对蛩哀。金花报，玉镜台。倒斝对衔怀。岩巅横老树，石磴覆苍苔。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绿柳沿堤，皆因苏子来时种；碧桃满观，尽是刘郎去后栽。

十一 真

莲对菊，凤对麟。浊富对清贫。渔庄对佛舍，松盖对花茵。萝月叟，葛天民。国宝对家珍。草迎金埒马，花醉玉楼人。巢燕三春尝唤友，塞鸿八月始来宾。古往今来，谁见泰山曾作砺；天长地久，人传沧海几扬尘。

兄对弟，吏对民。父子对君臣。勾丁对甫甲，赴卯对同寅。折桂客，簪花人。四皓对三仁。王乔云外鸟，郭泰雨中巾。人交好友求三益，士有贤妻备五伦。文教南宣，武帝平蛮开百越；义旗西指，韩侯扶汉卷三秦。

申对午，侃对訚。阿魏对茵陈。楚兰对湘芷，碧柳对青筠。花馥馥，叶蓁蓁。粉颈对朱唇。曹公奸似鬼，尧帝智如神。南阮才郎差北富，东邻丑女效西颦。色艳北堂，草号忘忧忧甚事？香浓南国，花名含笑笑何人？

十二 文

忧对喜，戚对欣。五典对三坟。佛经对仙语，夏耨对春耘。烹早韭，剪春芹。暮雨对朝云。竹间斜白接，花下醉红裙。掌握灵符五岳篆，腰悬宝剑七星纹。金锁未开，上相趋听宫漏水；珠帘半卷，翻僚仰对御炉薰。

词对赋，懒对勤。类聚对群分。鸾箫对凤笛，带草对香芸。燕许笔，韩柳文。旧话对新闻。赫赫周南仲，翮翮晋右军。六国说成苏子贵，两京收复郭公勋。汉阙陈书，侃侃忠言推贾谊；唐廷对策，岩岩直谏有刘贲。

言对笑，绩对勋。鹿豕对羊羵。星冠对月扇，把袂对书裾。汤事葛，说兴殷。萝月对松云。西池青乌使，北塞黑鸦军。文武成康为一代，魏吴蜀汉定三分。桂苑秋宵，明月三杯邀曲客；松亭夏曰，薰风一曲奏桐君。

十三 元

卑对长，季对昆。永巷对长门。山亭对水阁，旅舍对军屯。杨子渡，谢公墩。德重对年尊。承乾对出震，叠坎对重坤。志士报君思犬马，仁王养老察鸡豚。远水平沙，有客泛舟桃叶渡；斜风细雨，何人携榼杏花村。

君对相，祖对孙。夕照对朝曛。兰台对桂殿，海岛对山村。碑堕泪，赋招魂。报怨对怀恩。陵埋金吐气，田种玉生根。相府珠帘垂白昼，边城画角对黄昏。枫叶半山，秋去烟霞堪倚杖；梨花满地，夜来风雨不开门。

十四 寒

家对国，治对安。地主对天官。坎男对离女，周诰对殷盘。三三暖，九九寒。杜撰对包弹。古壁蛩声匝，闲亭鹤影单。燕出帘边春寂寂，莺闻枕上漏珊珊。池柳烟飘，曰夕郎归青锁闼；阶花雨过，月明人倚玉栏杆。

肥对瘦，窄对宽。黄犬对青鸾。指环对腰带，洗钵对投竿。诛倭剑，进贤冠。画栋对雕栏。双垂白玉箸，九转紫金丹。陕右棠高怀召伯，河南花满忆潘安。陌上芳春，弱柳当风披彩线；池中清晓，碧荷承露捧珠盘。

行对卧，听对看。鹿洞对鱼滩。蛟腾对豹变，虎踞对龙蟠。风凛凛，雪漫漫。手辣对心酸。莺莺对燕燕，小小对端端。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至圣不凡，嬉戏六龄陈俎豆；老莱大孝，承欢七衮舞斑襕。

十五 删

林对坞，岭对峦。昼永对春闲。谋深对望重，任大对投艰。裾袅袅，佩珊珊。守塞对当关。密云千里合，新月一钩弯。叔宝君臣皆纵逸，重华父母是嚣顽。名动帝畿，西蜀三苏来曰下；壮游京洛，东吴二陆起云间。

临对仿，吝对悭。讨逆对平蛮。忠肝对义胆，雾鬓对云鬟。埋笔冢，烂柯山。月貌对天颜。龙潜终得跃，鸟倦亦知还。陇树飞来鹦鹉绿，池筠密处鹧鸪斑。秋露横江，苏子月明游赤壁；冻云迷岭，韩公雪拥过蓝关。

一、先

晴对雨，地对天，天地对山川。山川对草木，赤壁对青田。郏汝（实应为左‘辱’右‘阝’，读作ru）鼎，武城弦，木笔对苔钱。金城三月柳，玉井九秋莲。何处春朝风景好，谁家秋夜月华圆。珠缀花梢，千点蔷薇香露；练横树杪，几丝杨柳残烟。

前对后，后对先，众丑对孤妍。莺簧对蝶板，虎穴对龙渊。击石磬，观韦编，鼠目对鸢肩。春园花柳地，秋沼芰荷天。白羽频挥闲客坐，乌纱半坠醉翁眠。野店几家，羊角风摇沽酒旆；长川一带，鸭头波泛卖鱼船。

离对坎，震对乾，一日对千年。尧天对舜日，蜀水对秦川。苏武节，郑虔毡，涧壑对林泉。挥戈能退日，持管莫窥天。寒食芳辰花烂熳，中秋佳节月婵娟。梦里荣华，飘忽枕中之客；壶中日月，安闲市上之仙。

二、萧

恭对慢，吝对骄，水远对山遥。松轩对竹槛，雪赋对风谣。乘五马，贯双雕，烛灭对香消。明蟾常彻夜，骤雨不终朝。楼阁天凉风飒飒，关河地隔雨潇潇。几点鹭鸶，日暮常飞红蓼岸；一双溪敕（xichi两字实应为右旁加鸟），春朝平泛绿杨桥。

升对落，暗对昭，赵瑟对虞韶。轺车对驿骑，锦绣对琼瑶。羞攘臂，懒折腰，花甑对颜瓢。寒天鸳账酒，夜月凤台箫。舞女腰肢杨柳软，佳人颜貌海棠娇。豪客寻春，南陌草青香阵阵；闲人避暑，东堂蕉绿影摇摇。

班对马，董对晁，夏昼对。雷声对**，麦穗对禾苗。八千路，廿四桥，总角对垂髫。露桃匀嫩脸，风柳舞纤腰，贾谊赋成伤服（实作‘服’右添‘鸟’，读作‘服’）鸟，周公诗就托鸱鸮。幽寺寻僧，逸兴岂知俄尔尽；长亭送客，离魂不觉黯然消。

风对雅，象对爻，巨蟒对长蛟。天文对地理，蟋蟀对螵蛸。龙夭矫，虎咆哮，北学对东胶。筑台须垒土，成屋必诛茅。潘岳不忘秋兴赋，边韶常被昼眠嘲。抚养群黎，巳见国家隆治；滋生万物，方知天地泰交。

蛇对虺，蜃对蛟，麟薮对凤巢。风声对月色，麦穗对桑苞。何妥难，子云嘲，楚甸对商郊。五音惟耳听，万虑在心包。葛被汤征因雠饷，楚遭齐伐责包茅。高矣若天，洵是圣人大道；淡而如水，实为君子神交。

牛对马，犬对猫，旨酒对嘉肴。桃红对柳绿，竹叶对松梢。藜杖叟，布衣樵，北野对东郊。白驹形皎皎，黄鸟语交交。花圃春残无客到，柴门夜永有僧敲。墙畔佳人，飘扬竞把秋千舞；楼前公子，笑语争将蹴鞠抛。

四、豪

琴对瑟，剑对刀，地迥对天高。峨冠对博带，紫绶对绯袍。煎苦茗，酌香醪，虎兕对猿猱。武夫攻骑射，野妇务蚕缫。秋雨一叶淇澳竹，春风两岸武陵桃。螺髻青浓，楼外晚山千仞；鸭头绿腻，溪中春水半篙。

刑对赏，贬对褒，破斧对征袍。梧桐对橘柚，枳棘对蓬蒿。雷焕剑，吕虔刀，橄榄对葡萄。一椽书舍小，百尺酒楼高。李白能诗时秉笔，刘伶爱酒每哺（实应为左‘饣’右‘甫’，读作bu）糟。礼别尊卑，拱北众星常灿灿；势分高下，朝东万水自滔滔。

瓜对果，李对桃，犬子对羊羔。春分对夏至，谷水对山涛。双凤翼，九牛毛，主逸对臣劳。水流无限阔，山耸有余高。雨打村童新牧笠，尘生边将旧征袍。俊士居官，荣列鹓鸿之序；忠臣报国，誓殚犬马之劳。

五、歌

山对水，海对河，雪竹对烟萝。新欢对旧恨，痛饮对高歌。琴再抚，剑重磨，媚柳对枯荷。荷盘从雨洗，柳线任风搓。饮酒岂知欹醉帽，观棋不觉烂樵柯。山寺清幽，直踞千寻云岭；江楼宏敞，遥临万顷烟波。

繁对简，少对多，里咏对途歌。宦情旅况，银鹿对铜驼。刺史鸭，将军鹅，玉律对金科。古堤垂亸柳，曲沼长新荷。命驾吕因思蜀夜，引车蔺为避廉颇。千尺水帘，今古无人能手卷；一轮月镜，乾坤何匠用功磨。

霜对露，浪对波，径菊对池荷。酒阑对歌罢，日暖对风和。梁父吟，楚狂歌，放鹤对观鹅。史才推永叔，刀笔仰萧何。种橘犹嫌千树少，寄梅谁信一枝多。林下风生，黄发村童推牧笠；江头日出，皓眉溪叟晒渔蓑。

六、麻

松对柏，缕对麻，蚁阵对蜂衙。赤（实应为左‘赤’右‘页’）鳞对白鹭，冻雀对昏鸦。白堕酒，碧沉茶，品笛对吹笳。秋凉梧堕叶，春暖杏开花。雨长苔痕侵璧砌，月移梅影上窗纱。飒飒秋风，度城头之筚篥；迟迟晚照，动江上之琵琶。

优对劣，凸对凹，翠竹对黄花。松杉对杞梓，菽麦对桑麻。山不断，水无涯，煮酒对烹茶。鱼游池面水，鹭立岸头沙。百亩风翻陶令秫，一畦雨熟邵平瓜。闲捧竹根，饮李白一壶之酒；偶擎桐叶，啜卢仝七碗之茶。

吴对楚，蜀对巴，落日对流霞。酒钱对诗债，柏叶对松花。驰驿骑，泛仙槎，碧玉对丹砂。设桥偏送笋，开道竟还瓜。楚国大夫沉汩水，洛阳才子谪长沙。书箧琴囊，乃士流之活计；药炉茶鼎，实闲客之生涯。

七、阳

高对下，短对长，柳影对花香。词人对赋客，五帝对三皇。深院落，小池塘，晚眺对晨妆。绛霄唐帝殿，绿野晋公堂。寒集谢庄衣上雪，秋添潘岳鬓边霜。人浴兰汤，事不忘于端午；客斟菊酒，兴常记于重阳。

尧对舜，禹对汤，晋宋对隋唐。奇花对异卉，夏日对秋霜。八叉手，九回肠，地久对天长。一堤杨柳绿，三径菊花黄。闻鼓塞兵方战斗，听钟宫女正梳妆。春饮方归，纱帽半淹邻舍酒；早朝初退，衮衣微惹御炉香。

荀对孟，老对庄，亸柳对垂杨。仙宫对梵宇，小阁对长廊。风月窟，水云乡，蟋蟀对螳螂。暖烟香霭霭，寒烛影煌煌。伍子欲酬渔父剑，韩生常窃贾公香。三月韶光，常忆花明柳暗；一年好景，难忘橘绿橙黄。

八、庚

深对浅，重对轻，有影对无声。蜂腰对蝶翅，宿醉对余酲。天北缺，日东升，独饮对同行。寒冰三尺厚，秋月十分明。万卷书容闲客览，一樽酒待故人倾。心侈唐玄，厌看霓裳之曲；意骄陈主，饱闻玉树之赓。

实对虚，送对迎，后甲对先庚。鼓琴对舍瑟，搏虎对骑鲸。金牁（实应作‘匚’内一‘合’，读作ke）匝，玉枞铮（cong zheng二字一实为左‘王’右‘从’，一为左‘王’右‘争’，象声词），玉宇对金茎。花间双粉蝶，柳内几黄莺。贫里每甘藜藿味，醉中厌听管弦声。肠断秋闺，凉吹巳侵重被冷；梦惊晓枕，残蟾犹照半窗明。

渔对猎，钓对耕，玉振对金声。雉城对雁塞，柳袅对葵倾。吹玉笛，弄银笙，阮杖对桓筝。墨呼松处士，纸号楮先生。露挹（实应作左‘氵’右‘邑’，读作yi）好花潘岳县，风搓细柳亚夫营。抚动琴弦，遽觉坐中风雨至；哦成诗句，应知窗外鬼神惊。

九、青

红对紫，白对青，渔火对禅灯。唐诗对汉史，释典对仙经。龟曳尾，鹤梳翎，月榭对风亭。一轮秋夜月，几点晓天星。晋士只知山简醉，楚人谁识屈原醒。倦绣佳人，慵把鸳鸯文作枕；吮毫画者，思将孔雀写为屏。

行对坐，醉对酲，佩紫对纡青。棋枰对笔架，雨雪对雷霆。狂蛱蝶，小蜻蜓，水岸对沙汀。天台孙绰赋，剑阁孟阳铭。传信子卿千里雁，照相馆书车胤一囊萤。冉冉白云，夜半高遮千里月；澄澄碧水，宵中寒映一天星。

书对史，传对经。鹦鹉对鹡鸰。黄茅对白荻，绿草对青萍。风绕铎，雨淋铃，水阁对山亭。渚莲千朵白，岸柳两行青。汉代宫中生秀柞，尧时阶畔长祥茗（实作‘艹’下一‘冥’，读作ming，传说中的一种瑞草）。一枰决胜，棋子分黑白；半幅通灵，画色间丹青

十、蒸

新对旧，降对升，白犬对苍鹰。葛巾对藜杖，涧水对池冰。张兔网，挂鱼罾，燕雀对鹍鹏。炉中煎药火，窗下读书灯。织锦逐梭成舞凤，画屏误笔作飞蝇。宴客刘公，座上满斟三雅爵；迎仙汉帝，宫中高插九光灯。

儒对士，佛对僧，面友对心朋。春残对夏老，夜寝对晨兴。千里马，九霄鹏，霞蔚对云蒸。寒堆阴岭雪，春泮水池冰。亚父愤生推玉斗，周公誓死作金滕。将军元晖，莫怪人讥为饿虎；侍中卢昶，难逃世号作饥鹰。

规对矩，墨对绳，独步对同登。吟哦对讽咏，访友对寻僧。风绕屋，水陵襄，紫鹄对苍鹰。鸟寒惊夜月，鱼暖上春冰。扬子口中飞白凤，何郎鼻上集青蝇。巨鲤跃池，翻几重之密藻；颠猿饮涧，挂百尺之垂藤。

荣对辱，喜对忧，夜宴对春游。燕关对楚水，蜀犬对吴牛。茶敌睡，酒消愁。青眼对白头。马迁修史记，孔子作春秋。适兴子猷常泛棹，思归王粲独登楼。窗下佳人，妆罢重将金插鬓；筵前舞妓，曲终还要锦缠头。

唇对齿，角对头，策马对骑牛。毫尖对笔底，绮阁对雕楼。杨柳岸，芦荻洲，语燕对啼鸠。客乘金络马，人泛木兰舟。绿野耕夫春举耜，渔父晚垂钩。波浪千层，喜见蛟龙得水；云霄万里，惊看雕鹗横秋。

庵对寺，殿对楼，酒艇对渔舟。金龙对彩凤，豮（读作fen）豕对童牛。王郎帽，苏子裘，四季对三秋。峰峦扶地秀，江汉接天流。一湾绿水渔村小，万里青山佛寺幽。龙马呈河，羲皇阐微而画卦；神龟出洛，禹王取法以陈畴。　　

眉对目，口对心，锦瑟对瑶琴。晓耕对晚钓，晚笛对秋砧。松郁郁，竹森森，闵损对曾参。秦王亲击缶，虞帝自挥琴。三献卞和尝泣玉，四知杨震固辞金。寂寂秋朝，庭叶因霜摧嫩公；沉沉春夜，砌花随月转清阴。

前对后，古对今，野兽对山禽。犍牛对牝马，水浅对山深。曾点瑟，戴逵琴，璞玉对浑金。艳红花弄色，浓绿柳敷阴。不雨汤王方剪爪，有风楚子正披襟。书生惜壮岁，韶华寸阴尺璧；游子爱良宵，光景一刻千金。

丝对竹，剑对琴，素志对丹心。千愁对一醉，虎啸对龙吟。子罕玉，不疑金，往古对来今。天寒邹吹律，岁旱傅为霖。渠说子规为帝魄，侬知孔雀是家禽。屈子沉江，处处舟中争系粽；牛郎渡渚，家家台上竞穿针。

千对百，两对三，地北对天南。佛堂对仙洞，道院对禅庵。山泼黛，水浮蓝，雪岭对云潭。凤飞方翙翙（读作hui），虎视巳眈眈。窗下书生时讽咏，筵前酒客日耽酣。白草满郊，秋日牧征人之马；绿桑盈亩，春时供农妇之蚕。

将对欲，可对堪，德被对恩覃。权衡对尺度，雪寺对云庵。安邑枣，洞庭柑，不愧对无惭。魏征能直谏，王衍善清谈。紫藜摘去从山北，丹荔传来自海南。攘鸡非君子所为，岂当月一；养狙是山公之智，止用朝三。

中对外，北对南，贝母对宜男。修池对浚井，谏苦对言甘。千取百，二为三，魏尚对周堪。海门翻夕浪，山市拥晴岚。新缔直投公子纻，旧交犹脱馆人骖。文达淹通，巳叹冰兮寒过水；永和博雅，可知青者胜于蓝

悲对乐，爱对嫌，对银蟾。醉侯对诗史，眼底对眉尖。风瑟瑟，雨绵绵，苦对瓜甜。画堂施锦账，酒市舞青帘。横槊赋诗传孟德，引壶酌酒尚陶潜。两曜迭明，日东生而月西出；五行式序，水下润而火上炎。

如对似，减对添，绣幕对朱帘。探珠对献玉，鹭立对鱼潜。玉屑饭，水晶盐，手剑对腰镰。燕窠依邃阁，蛛网挂虚檐。夺槊至三唐敬德，弈棋第一晋王恬。南浦客归，湛湛春波千顷净；西楼人悄，弯弯夜月一钩纤。

逢对遇，仰对瞻，市井对闾阎。投簪对结绶，握发对掀髯。张绣幕，卷珠帘，石崅（实应作左‘石’右‘昔’，读作que）对江淹。宵征方肃肃，夜饮巳厌厌。心褊小人长戚戚，礼多君子屡谦谦。美刺殊文，备三百五篇诗咏；吉凶异画，变六十四卦爻占。

清对浊，苦对咸，一启对三缄。烟蓑对雨笠，月榜对风帆。莺蚬焕（xian huan二字一实应左‘目’右‘见’，一应左‘目’右‘完’），燕呢喃，柳杞对松杉。情深悲素扇，泪痛湿青衫。汉室既能分四姓，周朝何用叛三监。破的而探牛心，豪矜王济；竖竿以挂犊鼻，贫笑阮咸。

能对否，圣对凡，卫瓘对浑笺（实作左‘王’右‘咸’，读作jian,似玉的美石）。雀罗对鱼网，翠崦（实应作左‘山’右‘献’，读作yan）对苍岩。红罗账，白布衫，笔格对书函。蕊香蜂竞，泥软燕争衔。凶孽誓清闻祖逖，王家能乂有巫咸。溪叟新居，渔舍清幽临水岸；山僧久隐，梵宫寂寞倚云岩。

冠对带，帽对衫，议鲠对言谗。行舟对御马，俗弊对民岩。鼠且硕，兔多巉（chan字实无‘山’字旁，意为狡），史册对书缄。塞城闻奏角，江浦认归帆。河水一源形沵沵，泰山万仞势岩岩。郑为武公，赋缁衣而美德；周因巷伯，歌贝锦以伤谗。

上对下，小对大。前对后，左对右。多对少，老对少。来对去，男对女。黑对白，里对外。高对低，粗对细。远对近，古对今。明对暗，早对晚。有对无，出对入。宽对窄，买对卖。南对北，首对尾。西对东，始对终。干对湿，公对私。美对丑，薄对厚。咸对淡，甘对甜。天对地，稠对稀。旧对新，晴对阴。浮对沉，对真。强对弱，对对错。开对关，硬对软。深对浅，加对减。负对正，降对升。冷对热，饱对饿。死对生，反对正。直对弯，长对短。胜对败，好对坏。快对慢，双对单。熟对生，歪对正.笑对哭，吸对呼。退对进，阳对阴。优对劣，日对夜。紧对松，轻对重。香对臭，胖对瘦。后对先，易对难。冷对暖，忙对闲。爱对憎，贵对贱。送对迎，动对静。仰对俯，吞对吐。浊对清，输对赢。悲对喜，劳对逸。凹对凸，矮对高。利对弊，此对彼。盾对矛，贬对褒。涝对旱，简对繁。完全对危险，优点对缺点。晴天对阴天，寒冷对温暖。喜欢对讨厌，复杂对简单。胆小对勇敢，早晨对傍晚。责备对称赞，坚硬对柔软。现实对幻想，软弱对刚强。暗淡对明亮，缓和对紧张。迅速对缓慢，乐观对悲观。干净对肮脏，喜悦对悲伤。沉着对慌张，凶恶对善良。轻巧对笨重，繁重对轻松。火热对冰冷，浪费对节省。迟钝对灵敏，怀疑对相信。喧哗对安静，动摇对坚定。黑暗对光明，表扬对批评。先进对落后，敌人对朋友。秘密对公开，快乐对悲哀。扩大对缩小，笨拙对灵巧。潮湿对干燥，和蔼对粗暴。憎恨对热爱，隐瞒对坦白。暴露对隐蔽，陌生对熟悉。糟蹋对爱惜，惩罚对奖励。困难对容易，降落对升起。白天对黑夜，欢送对迎接。成功对失败，爱护对损害。幸福对痛苦，正确对错误。认真对马虎，明白对糊涂。稠密对稀疏，清晰对模糊。

公元787年 - 历史纪事

南诏王异牟寻苦于吐番赋敛繁重，用清平官（宰相）郑回之谋，遣人向西川节度使韦皋求附唐。皋从贞元年到西川，

韩滉

即争取南诏，以孤立吐番。郑回本唐县令，被南诏所俘，渐被任用。吐番结赞欲去唐李晟、浑瑊、马燧三将，先卑辞求和于马燧，燧信之，建议和亲。宰相韩滉与李晟主用兵。和亲说居上风。德宗亦忌李晟，解晟兵权，加太尉、中书令，留京师。吐番要求在平凉川会盟，并请以浑瑊为使。将盟，伏兵发，瑊仅以身免。马燧因此罢节度使。吐番盐、夏戍兵多病，烧屋撒走。吐番军侵扰陇州，又大掠汧阳等地，驱丁壮万余人而去；旋在故原州城筑城屯兵。韩滉字太冲，京兆长安人，善画风俗、人物、牛羊，为著名画家。以李泌为宰相。泌劝德宗勿害功臣，请骨咄禄可汗和亲。分浙江东、西道为三：淅西、淅东、宣歙。是年丰收，米斗百五十钱，粟八十，而京西防秋兵多。粮仍不足。德宗出猎，民赵光奇告以诏令不信，两税以外诛求之数几乎超过税额，和籴粟麦又须送往京西行营，车摧马死，民破产不能支，每有诏书优血，不过一纸空文。是年，两京、蒲、陕地震，人多不敢留在屋内。

公元787年 - 杂谭逸事

李晟荐张延赏为相

《五牛图卷》——韩滉

工部侍郎张彧是李晟之婿。晟在凤翔时，以女嫁幕客崔枢，礼仪过于彧，彧怒，遂附于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尝为晟行军司马，因失晟宠，亦附延赏，德宗素忌晟功名。适吐蕃尚结赞使离间计，延赏等遂于朝中造谣中伤，无所不至。晟闻之，昼夜忧愁哭泣。悉遣子弟诣长安，并表请削发为僧，德宗不许。贞元二年（七八六）十二月十六日，晟入朝见德宗，自称有脚病，恳辞节度使职，德宗仍不许。韩滉素与晟善，德宗遂命滉与刘玄佐（洽）谕旨于晟，使与延赏释怨。李晟奉诏，滉即引延赏至第谢过，遂结为兄弟，并宴饮尽欢。韩滉又使晟表荐延赏为相。贞元三年（七八七）正月十七日，德宗以左仆射张延赏同平章事，晟又为其子请婚于延赏女，延赏不许。李晟遂对人说：“吾武夫性情直爽，释怨于杯酒间，不再放在心上。非如文士难犯，外虽和解，内怨恨如故，吾岂得无惧！”

李泌败淮西防秋兵

李希烈据淮西叛时，选精锐骑兵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选精税步兵为左右克平十将。因淮西少马，精兵皆乘骡，被称为骡军。陈仙奇杀李希烈后才数月，朝廷即诏发其兵至京西防秋，仙奇遂遣都知兵马使苏浦帅精兵五千人赴命。不久仙奇被吴少诚杀死，少诚即密遣人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使领兵归镇，浦不之知。法超等帅步骑四千从鄜州（今陕西富县）叛归，浑瑊使部将白娑勒领兵追之，反为所败。贞元三年（七八七）正月二十一日，德宗急遣中使敕陕虢观察使李泌发兵拦阻，勿使淮西兵渡河。泌即遣押牙唐英岸帅兵至灵宝而淮西兵已渡过黄河。于是泌令灵宝给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宿于陕川之西。明日，泌不给其食，遣部将帅精兵埋伏于太原仓隘道。又次晨，淮西兵行入隘道，泌伏兵齐发，淮西兵大败，擒其骡军兵马使张崇献。余兵遂从山路南逃，李?又遣大将燕子楚帅兵四百至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唐英岸屡追败敌，吴法超果然帅残兵至长水，燕子楚伏击之，杀法超，并杀其士卒大半。德宗又命刘玄佐（洽）乘驿马归汴州，以诏书沿道诱降之，得一百三十余人，至汴州尽杀之。其溃兵在道，又为村民所杀甚多，至蔡州仅剩下四十七人，吴少诚因其少，亦悉斩之。李泌执张崇献等六十余人送至京师，德宗诏悉腰斩于鄜州军门，以戒防秋之兵。

南诏王求归唐

当初，南诏王閤逻凤陷嶲州（今四川西昌），俘西泸（今四川西昌西南）县令郑回。回是相州人，通经术，閤逻凤爱重之。其子凤迦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以回为师。及异牟寻为王，以回为清平宫，即宰相。虽有六人，而国事皆决于回。南诏有兵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必以南诏兵为前锋，且赋敛过重，又夺其险要之地立城堡，每岁都征兵助防，南诏苦之。郑回因劝其王异牟寻不如归唐，异牟寻从之。但因无路自达，共十余年。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群蛮，异牟寻遂潜觅人求内附。韦皋因奏言宜招纳南诏等蛮羌，以分吐蕃之势。德宗命皋先作书谕之，然后再视其形势而定。韦皋以南诏王知书，贞元三年（七八七）六月十一日，自以书招谕之，令其遣使入见。

柳浑为相

张延赏与齐映有隙，映敢直言，德宗不悦。延赏因上言映非宰相之器。贞元三年（七八七）正月二十七日，贬映为夔州刺史，刘滋罢为左散骑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浑同平章事。

韩滉卒，分二浙为三

贞元三年（七八七）二月二十三日，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转运使韩滉卒。韩滉兼工书画。其书颇得张旭笔法，其画远师南朝宋陆探微，擅画人物。存世有《文苑图》、《五牛图》。后者尤为稀世之宝，元赵孟兆赞其“神气磊落，希世名笔”。滉治二浙（浙东浙西）久，卒后，分浙江东、西二道为三：浙西，治所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浙东，治所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宣（今安徽宣城）、歙（今安徽歙县），池（今安徽贵池）治所在宣州，各置观察使以领之。以果州（今四川南充）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宰相柳浑上言志贞小人，不可重用。德宗不听。

吐蕃求盟，许之

贞元三年（七八七）二月七日，始以检校左庶子崔浣充入吐蕃使。前年，吐蕃尚结赞侵占盐州、夏州，其后，各留兵千余人守之，退兵鸣沙（今宁夏青铜峡）。从冬至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又听说李晟克摧沙堡，马燧与浑瑊也各帅兵来攻，大为恐惧，所以多次遣使求和，德宗皆不许。于是又遣使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并请修清水之盟而归所侵之地，使者相继于路。燧遂信其言，留军于石州（今山西离石），不再渡河，并为之请于朝。李晟、韩游瑰皆认为吐蕃不讲信用，强则入寇，弱则求盟，不如击之。当时韩滉也说：“现在藩镇叛乱已被平定，可以专意对付吐蕃。其所用资粮，臣请主办。”德宗因此不听马燧的建议，促使进兵马燧又请与吐蕃使者论颊热俱入朝论之，会韩滉卒，马燧、张延赏皆与李晟有隙，欲反其谋，争言和亲有利。德宗因恨回纥，欲与吐蕃和好共击之，听二人言，正合己意，遂以和为计。崔浣既见尚结赞，责其负约入侵，尚结赞说：吐蕃助唐破朱泚，未获赏，所以来。盐、夏守将以城授我而逃，并非我所攻占。我们犹望践前言以修好。至四月，德宗拟遣浑瑊与吐蕃盟于清水。并令吐蕃先归盐、夏二州。五月二十二日，尚结赞又遣使来言：清水非吉祥之地，请盟于原州之土梨树。盟后再归盐、夏二州，德宗皆许之。神策军将马有麟奏言：土梨树地势险阻，恐吐蕃有伏兵，不如平凉川坦夷。时吐蕃使者论泣赞巳还，五月二十六日，又遣使追告之。

李晟加太尉，罢兵权

宰相张延赏屡言于德宗，说：“李晟不宜久掌兵权，请以郑云逵代之。”德宗遂对晟说：“朕欲与吐蕃和亲。卿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再去凤翔，宜留在朝廷辅朕。卿可择一人自代。”晟即荐都虞侯邢君牙。贞元三年（七八七）三月二十二日，以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二十三日，加李晟太尉、中书令。上柱国、西平王如故，余官皆罢之。晟在朝中，德宗有所顾问，皆极言无隐，然性严密，未尝泄于人。

马燧为司徒兼侍中，罢兵权

贞元三年（七八七）六月五日，以马燧为司徒兼侍中，罢其副元帅、节度使职。以其都虞候李自良为河东节度使。德宗信离间，故夺马燧兵权，其受愚与夺李晟兵权同。

吐蕃撤离盐、夏

吐蕃戍守盐州、夏州士卒，因粮粟不继，多病疫思归，尚结赞遂遣三千骑兵迎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派兵分守之。

李泌始为相，首言保功臣

贞元三年（七八七）六月，以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十一日，泌初视事，与李晟、马燧、柳浑入见德宗，德宗曰：“卿三十年前在灵武，已应为此官，朕今始用卿，欲与卿约，卿慎勿报仇。”泌对曰：“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臣今亦与陛下约，愿陛下勿害功臣。”因言：“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望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天下就可以安定。”德宗说：“卿所言实为国家之大计。朕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李晟，马燧皆起泣谢。

李泌论宰相之职

德宗谓李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德宗笑曰：“朕适失言，卿所言是也。”

禁藩镇州县违法聚敛，句勘两税钱帛

宰相李泌因关东防秋兵大集，国用不足，上奏说：“从实行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继以朱泚之乱，都争取提高榷率、征收罚款以为军资，点募强壮以自防卫。朱泚既平，各地自惧违法，匿不敢言。请遣使以诏旨赦其罪，令其革正。除按法应留给使用、留给州用之外，悉令往输京师。其欠偿官资，可征者收之，难征者免之，以示宽大。敢有隐者，重设告赏之科而罪之。”德宗从之，以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

李泌检括胡客

自代宗时，吐蕃占据河西、陇右，阻断东西交通，安西、北庭奏事者及西域各国使者皆留长安不得归。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院委京兆府县供物，于度支处领款。度支不按时付款，长安市肆就长期吃亏。李泌知胡客留长安最久者已四十余年，皆娶妻生子，买田宅，举贷以取利，安居不思归。于是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财产者停其供给，共四千余人。胡客皆至相府诉之，李泌说：“这都是以前宰相之过，哪有外国朝贡使者留在京师数十年不归之理！现在可以道回纥，或从海道各自归国。有不愿归者，可向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令下之后，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李泌皆分其人隶于神策两军；外国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其余为士卒，于是禁军益强。鸿胪所供胡客才十余人，每年省度支钱五十万缗，长安市人皆喜。

李泌请募兵京西戍卒屯田

德宗以募兵制造成强藩悍卒，难以驾驭，故欲恢复府兵制，问策于李泌，泌说：“今年征发关东十七万人戍于京西以防秋，每年吃粟二百0四万斛，折钱三百0六万缗。国家连年遭受饥荒，经费不足，即使有钱，亦无粟可籴。臣有一策，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府兵可成。现在吐蕃居原州、兰州之间，以牛运粮，粮尽而牛无所用。请左藏府将积年劣缯染成彩缬，通过党项，以彩缬向吐蕃易牛，每头牛还过三匹缯，计吾十八万匹可换吐蕃六万头牛。又命诸司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召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好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所余者较时价增五分之一，官为籴之。关中土地肥沃，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将多。戍卒因屯田致富，必安于其土，不再思归。按旧制，戍卒三年一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其所开田为永业田；家人愿来者，本贯给其长牒续食而遣之。不过数番，则戍卒皆为土著，即以府兵之法理之。如此则可以变关中疲弊为富强。”德宗从之。不久，戍卒应募愿屯田者占大半。

吐蕃入寇陇州，大掠人口

贞元三年（七八七）八月二十八日，吐蕃帅羌、浑之兵入寇陇州。九月五日，遣神策军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今陕西灵台西南）。七日，吐蕃大掠汧阳、吴山（今陕西千阳西南）、华亭（今甘肃华亭），对老弱者皆杀之，有的被断手挖目。然后驱赶丁壮万余人送至安化峡西（今甘肃清水），将分隶于羌、浑之军。且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民众大哭，自投崖谷而死伤者千余人。不久，吐蕃兵又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军副将苏太平出兵击退之。

李泌奏请德宗拒贡献，罢宣索

德宗对李泌说：“每年诸道贡献宫廷值五十万缗，今年仅得三十万缗，言此朕知失体，然宫中用度实不足。”泌说：“自古天子不求私财，自今每年供宫中用钱百万缗，愿陛下不再受诸道贡献，并罢宣索（遣中使宣旨就有司索取财物）。如果还有所需，请降敕折税，勿使奸吏因此而苛剥百姓。”德宗从之。

德宗以咸安公主妻回纥可汗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次遣使求和亲，德宗因旧恨不许。宰相李泌因劝德宗结回纥、大食与南诏，共图吐蕃，说：“与回纥和，吐蕃即不敢轻意犯边。招顺南诏，即断吐蕃右臂。南诏从汉朝以来就臣服于中国，因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致臣于吐蕃，现在苦于吐蕃赋役繁重，愿意重新归顺。大食在西域为最强，与天竺皆慕中国，且世代与吐蕃为仇，招之必可。”贞元三年（七八七）九月十三日，德宗遣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归，并许以德宗女咸安公主妻可汗，又归其马价绢五万匹。

吐蕃入寇，且城原州

贞元三年（七八七）九月，吐蕃入寇，陷华亭及连云堡（今甘肃泾川西）。九月二十四日，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及邠州、泾州人畜万计而去。连云堡乃泾州西大门，连云堡既陷，西门外即为吐蕃之境，樵路绝。每次收获庄稼，必陈兵保之，不则为吐蕃所收割。因此泾州戍卒常缺食。十月四日，吐蕃又入寇丰义城（今甘肃镇原东），邠宁节度使韩游瑰击退之。五日，寇长武城（今甘肃泾川东），又城故原州城而屯之。

李软奴等谋反被诛

妖僧李软奴结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谋作乱。贞元三年（七八七）十月六日，其党告之，德宗命捕送内侍省推按。李晟闻之，遽仆于地曰：“晟族灭矣！”李泌问其故，晟曰：“晟新罹谤毁，中外家人千余，若有一人在其党中，则兄（指泌）亦不能救矣。”于是李泌密奏德宗说：“大狱一起，所连引者必多，现在恐惧，请付御史台推审。”德宗从之。钦绪是游瑰之子，逃至邠州，游瑰适出屯长武城，邠宁留后械送京师。十月十二日，腰斩软奴等八人，北军中连坐死者八百余人，而朝廷大臣无连及者。韩游瑰请入朝谢罪，德宗止之，委任如旧。游瑰又械送钦绪二子，德宗亦宥之。其时张延赏已死，卢杞辈不复在朝，李泌为首相，故能化大狱为小狱，朝廷大臣、功臣俱未连及。泌又以李软奴之党犹有在北军未发者，请大赦以安之。

粮运不继，丰年不乐

贞元三年（七八七）十一月，吐蕃因为冬天寒冷，不再入寇，而唐朝也因粮运不继，所以诏浑瑊帅军归河中，李元谅（即骆元光）帅军归华州，刘昌分其兵五千归汴州。其余防秋兵暂屯凤翔、京畿诸县以就食。然是岁甚丰稔，米斗值钱百五十，粟八十。十二月一日，德宗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打猎，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德宗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